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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陈昌曙先生是中国技术哲学的主要创始人，在他的技术哲学理论框架里，可持续、绿色、环保等生态思想熠熠生辉。面对20世纪末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发起的劫难，陈先生捍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提出了“后人类中心主义”的假设，既坚持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又承认了非人类的内在价值;并指出，既然人类是主体，那么只有人类才能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必须肩负起生态责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呵护好自然。同时，他进一步系统论证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战略，建议在发展绿色科技的基础上，走持续创新之路和产业化的绿色发展道路，从而实现整个工业的生态化。这个中国生态技术哲学的建构设想，强调技术的生态价值就是技术的“未来”价值。对生态哲学而言，独宠技术这种现实手段，为我国的生态哲学研究奠定了技术根基;对技术哲学来说，青睐自然改造这项功能，为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设定了生态内涵。

　　关键词技术哲学;陈昌曙;生态思想

　　陈昌曙先生是中国技术哲学主要的开拓者、奠基者和创始人，是活跃于我国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从业精神、深邃的学术思想和未尽的学术事业”[1](P61)。陈昌曙先生终其一生耕耘于技术哲学相关研究，立足于现实问题，展开了对技术的一系列哲学咨询，以技术概念为逻辑起点，在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产业、技术与工程、技术与创新、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笔耕不辍，取得了累累硕果。陈昌曙先生思想深邃，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紧追外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步伐，开始着手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也就是以自然改造为基本线索的工程技术哲学。这不但深刻影响了国内哲学研究思维，也为世界哲学界所瞩目，堪称哲学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在陈昌曙先生博大精深的技术哲学体系中，不乏生态思想的真知灼见。在生态危机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人类共识的今天，笔者试图厘析陈先生技术哲学中的生态思想，以期为当代中国建构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哲学提供本土借鉴，并在陈先生驾鹤西去7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先生。

　　一、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态度

　　20世纪50年代，世界八大环境公害事件的一一爆发和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逐渐唤醒了人类整体的生态意识，学术界开始质疑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思想的偏颇，“生态的技术批判成为思潮”[2](P203)。在我国，湖南师范大学刘湘溶教授在《生态伦理学》一书中率先发声，旗帜鲜明地将人类中心主义划为生态唯意志论，从而坚决要求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传统。随后，余谋昌教授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遥相呼应，指出“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科学的最大成就”[3](P1)。自此，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类思想逐步孕育成形，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我国生态哲学发展历程中的两种对立观点，拉开了漫长的论战序幕。根据知网的数据记录，从1992年到2017年止，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和博、硕士论文有近650篇围绕此问题而展开，至今依然还是一个意犹未尽的学术话题。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他的那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4](P54)被公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始雏形，后经柏拉图“人的理念论”思想，到笛卡尔主客两分思想的出现，再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者康德，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已然完成。之后，培根以“自然的奥秘也是在技术的干扰之下比在其自然活动时容易表露出来”为理由，号召人类以知识为手段向大自然发起进攻，他在《新大西岛》里描绘了一个技术活动兴旺发达、技术专家治理国家的技术王国。工业革命之后，人类以机器技术为手段，大举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自此，人类已经在实践上与大自然对立，并把自然界当成是外在的异己力量。

　　而后兴起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就是要解构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致力于揭发“以人为中心”的荒唐和谬误，讨伐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控制自然、掠夺自然、征服自然的种种罪恶，而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因为其直接的环境效应往往被列为被告，“生态伦理视角的技术批判尤为引人注目”[3](P205)。其中，海德格尔的观点耐心寻味。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指出，人并非存在的中心，而只不过是存在的牧羊人，人应该像牧羊人守卫羊群呵护羊群一样守卫存在并呵护存在。随后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技术，认为是现代技术使人从牧羊人的身份中抽离而去，摇身一变为存在的中心，并不断促逼和压榨着自然，因此打破了天地神人之间的原初和谐。

　　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中，陈昌曙先生一直保持着一种理性的睿智，对来自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诘难和批判慎之又慎，“我们不应不加分析地谴责整个人类，不要笼统地批判人类和‘人类中心主义’”[5](P36)。他提醒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三个事实，一是人类中心主义不等于人类主体论;二是人类中心主义从来没有主张过地球属于人类;三是无人设想终究只是一种假设。陈先生作为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立场，认为不管人类中心主义有没有合理性，也不管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犯下任何过错，多说无益，因为人类“已具有了主体地位”，面对这一无法推翻的铁定事实，“当前的问题只是要研究人类如何当好这个主体，不必讨论其他了”[6](P76)。紧接着，陈先生着重探讨了“人何以成为主体”这个问题。他以自然界的演化历史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为线索，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角度进行了深入和积极的探讨，最终得出“我们只能以人为主体”这个结论，从而为主客二分和人类主体论进行了充分的逻辑辩护。

　　在分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之后，陈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后人类中心主义”的假设，试图弥补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鸿沟。所谓后人类中心主义，既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根基之上，承认并强调“人是自然的主体”，又超越了已有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反对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汲取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重视非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出的警告、谴责和规劝，又不同于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消解人的主体地位;既坚持了人的主体性，也坚持了自然界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的客体性，不同意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伦理的、法律的关系。总之，后人类中心主义抱有这样一种信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及其后代，能够通过社会体制、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不断地摆脱认识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盲目性和不合理性，不断地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7](P8-9)

　　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责任

　　陈先生在表明了自己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态度后，进一步强调人类具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责任①，并毅然将其置于技术哲学学科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行列。“当前和未来技术哲学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应该是研究如何构建技术与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应用中人与人、人与工具设备之间的和谐关系”[8](P192)，故而，陈先生在建构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体系时，始终立足于自然改造论，关注以技术为中介的各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

　　自从地球在其演化过程中演化出了人类，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开始，人像其他动物一样顺应自然、依赖自然。而慢慢地，世界上最美丽的思维之花使得人类凸显出来，可以利用自然力量为自己服务，人工取火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自然力，并由此告别了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随着人类力量的强大，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活动中试图控制自然并变革自然进而改造自然，不断创造出大自然原本从未有过的物品和建筑，最终打造出一个日益强盛的技术帝国。

　　“技术的巨大威力使得生态环境很容易失衡。”[8](P192)正当人类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杰作遍布于自然母体之上时，大自然开始回馈给人类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追问根源时，因为工业革命之后环境问题才开始在社会中凸显的缘故，很多学者都有意无意将科学技术列为了被告。而陈先生独具慧眼，指出当前的生态危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类作为实践主体的活动超出了其合理界限”[6](P87)。陈先生认为，抛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之争，除了少数几种情境(比如人类受到飓风、地震等盲目自然力支配的时候)，人类往往就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人类既然是实践主体，就得面对活动界限的问题，也就是活动的程度和范围问题。在大自然面前，人的活动受到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主观条件主要是指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水平，它决定着人的活动方式和强度。比如原始文明时期，人认为万物皆有灵，所以崇拜自然敬畏自然，战战兢兢地向大自然索取食物;而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把自然当成是征服和压榨的对象，所以才理直气壮以知识为力量以技术为手段，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进军。客观条件是既有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因素，包括了大自然的承载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它制约着人的活动方式和强度。

　　那么，如何判断人的活动超越了合理界限、威胁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呢?陈先生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标准，“是否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可以看做是检验和纠正实践主体、活动主体超越其界限的标准和警示器”[6](P87)。只不过这个标准判断起来异常复杂，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具有时效性，会滞后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才会反应出来，所以要做好预判断，综合评价实践活动可能带来的后果。陈先生一再强调，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的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不能只是想去支配、改造自然，还要做到与自然界‘和睦相处’”，这无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重任，“为了保持人类活动的合理界限，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准则，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6](P88)。

　　“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们需要转变观念，作出努力，付出代价。”[2](P218)在现时代，人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享用者，也是生态责任的承担者。人类必须从观念上认识到自己的生态责任和主体身份，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责任首先融入自己的日常活动中去，比如节约用水、随手关电、不购买和消费高耗能产品、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等等;而在生产实践中，则需时时刻刻把自己改造自然的活动作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每一次生产，不仅仅是获取人类生存所需物品的活动，也是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活动。唯有如此，人类才能真正塑造自己的生态主体形象，切切实实肩负起生态责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以绿色科技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战略

　　20世纪下半叶，“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成为热门话题，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都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甚至于国家层面都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在大多数学者热衷于探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时候，陈先生却独辟蹊径，致力于从哲理层面分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1998年陈先生在厦门开会时，提交了《从哲学的观点看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应当重点解决的27个问题。比如，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定义是什么?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有什么异同?自然界有没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政府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上的职能?等等。这27个问题随后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开展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哲学研究》论文题目发表，而在1999年陈先生撰写《技术哲学引论》一书时就在第十一章“技术批判主义的启示”和第十二章“技术与未来”中不惜重墨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2001年，陈先生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又系统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矛盾问题，将其分解为科学技术正价值与负价值的矛盾、局部目标与总体目标的矛盾以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矛盾，这些初步思想随后都体现在2002年陈先生编著的《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中，第六部分专门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可以说是对之前研究的系统化，至此，陈先生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框架已然成形。在陈先生建构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实践中，可持续发展问题一直是整个框架中的核心线索。2014年起，东北大学开始收集并整理陈先生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所有著作和论文，历时两年时间，在2016年以《陈昌曙文集(可持续发展卷)》的崭新面目出现在广大学者的面前。

　　“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只提出要求保护自然和保护生态环境是不够的，还需要具体回答我们究竟要保护什么，为什么要作这种保护。”[6](P93)在肯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地位、也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实现的困难后，陈先生又进一步对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建议在发展绿色科技的基础上，走持续创新之路和产业化的绿色发展道路，最后实现整个工业的生态化。陈先生指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发展绿色技术，兴办绿色产业”[9](P297)。所谓绿色科技，是指“有益于保护生态和防治环境污染的科学技术”，这种科学技术与“生物资源有关”[6](P201)，或者更简单一点说，就是“适应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科学和技术”[10](P150)，故而，陈先生也将其称为“可持续科技”，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缓解人类的生态压力并解决已有的生态问题。在技术的生态批判成为思潮的当代，陈先生对技术的情感由此可见一斑。

　　诚然，环境问题虽说不一定都是由技术带来的，但因为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手段，总是有意无意间充当了帮凶，所以在追问环境生态问题根源的时候，技术总是脱不了干系，人类也总是会批判技术。当代对技术批判最为深刻和系统的当属德国技术哲学家海德格尔，他从现象学的角度把技术解读为一种促逼方式，技术不断地促逼着自然，不断地剥夺着自然，然在极尽批判之能事后，海德格尔最终还是把拯救的希望放在了技术身上。陈先生在我国学术界一边倒地批判技术时开始反思技术，并积极探讨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途经。毫无疑问，陈先生十分重视绿色科技，也非常正视绿色科技实现的重重困难。绿色科技只是一个手段，在绿色科技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实现工业生态化，工业生态化的诉求源自近代工业文明的非生态化给人类带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人类集体反思批判非生态化状态，呼吁并渴望工业生态化，这是“一个新的、符合生态化要求的工业系统或‘生态化的人工自然系统’”[9](P321)。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地球上的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共呼吸、同命运的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人类的整体意识’的指引”[6](P7)，国家层面的导向尤为重要，除了以身作则支持并使用绿色产品，还应该“号召居民支持绿色技术制成的产品”[6](P154)，可以说国家导向从根本上决定着能否培养绿色意识，并最终实现绿色文明。有了国家层面的支持，还需要公众的参与，故而，陈先生初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问题，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研究主题、研究重点和研究特点进行了总体性探讨，强调要根据各类学校具体情况确定具体的教育内容和重点，将可持续发展与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伦理教育、价值教育和科技教育等切实结合起来，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动员广泛的公众参与”[6](P76)，“建设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使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而且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6](P173)。

　　四、生态技术哲学的建构设想

　　技术哲学诞生于西方社会，其标志是1877年卡普《技术哲学纲要》一书的出版。生态危机也是肇始于西方社会，从20世纪中叶震惊全球的八大环境公害事件到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人类已经把生态问题当成是全球共同性话题，纷纷从各个层面出谋划策，国际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也由此拉开并蓬勃发展。在最初的思考中，陈先生将生态危机自然而然地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认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东西”[6](P160)，可是不久就发现了这种想法有些片面。诚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都被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连生态环境也无法幸免，所以，资本家解决生态危机的良方就是把生态资本化，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可以在市场上予以销售的产品，通过资本运作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互动。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有着本质上的硬伤，因为生态资源是无法用资本来运作的。在这种思路之下，似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可现实情况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更加凸显，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为复杂尖锐。

　　也就是说，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都不能回避两大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需要有自然科学，后者需要有人文科学，人类的未来需要有这两类学科的共同发展和统一”[11](P4)。技术哲学显然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它的研究对象是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现实手段，然而它的理论高度却站在哲学层面上，高瞻远瞩，对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进行批判和反思。正如米切姆所说，技术哲学在孕育之初就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化路径——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

　　前者从技术内部研究技术，属于肯定技术派;后者从技术外部研究技术，属于否定技术派。这种划分一经提出就成为了技术哲学的经典划分，陈先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除了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是否还有生态的技术哲学”[9](P125)，“生态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有什么关系?除了强调非人类中心和人与自然的协调，生态的技术哲学究竟还有哪些内容?”[9](P125)陈先生在21世纪初的发问，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共鸣和反思，但至今还没有予以系统解答，生态的技术哲学依旧处于设想阶段。而此后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原因，陈先生也没有进一步专门来建构生态的技术哲学，可他以自然改造论为核心的技术哲学却不乏生态智慧，时时换发出生态光芒。陈先生对生态问题的密切关注也可以理解为他对生态技术哲学的间接构建。

　　根据陈先生的考证，应当“在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划分中增加一个‘协调关系’，在科学技术的功能中强调‘协调功能’”，这个协调功能是科学技术的本质属性，既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10](P46)。陈先生指出，人类文明在发展的历程中之所以会遭遇生态危机，除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过于频繁，超过了一定的度外，还有改造方式错误的原因，“即过分注重眼前的功利效果，忽视了各种技术活动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使‘技’的发展偏离了‘道’的引导”[12](P104)。也就是技术偏离了生态哲学理念的指导，只注重获取经济效益，忽略了生态后果，“没有能够在二者之间建立合理的、最优的和谐关系”[12](P105)。

　　在建构生态技术哲学时，技术概念的重新界定非常重要，“有必要提出和讨论‘生态技术’、‘技术生态化’、‘持续技术’之类的概念”，这是人与自然能否实现生态和谐的根本所在[2](P223)。陈先生指出，我们在确立技术概念时要考虑三个基本特征，即“技术的功能特征(物质、能量、信息的人工化转换);技术的社会目的特征(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加工制作活动);技术的结构性特征(技术是由实体性因素、智能性因素和协调性因素组成的体系)”[13](P18-19)。因此，根据陈先生的技术概念三特征，生态技术应该具有生态功能、生态目的和生态结构三个基本特征。

　　在技术哲学的理论建构中，陈先生始终坚持把技术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以此与科学哲学相区别。除了强调技术的经济价值、军事价值、文化价值外，陈先生一直也非常看重技术的生态价值，“所谓技术的生态价值，狭义地说，是指技术在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污染上的作用，这应当是现代技术应有的重要职能”，也就是说，不仅是生态技术，现时代的一切技术都应该具有生态价值，抑或说，生态价值是衡量技术的重要指标。在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在生态治理已然成为执政理念的当代，“技术的生态价值就是技术的‘未来’价值”[2](P220)，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建构在生态技术实践之上的世界，生态技术哲学必定是一门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我们任重而道远。

　　五、余论

　　生态哲学的核心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和谐，而后，技术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4](P405)。人们沉醉于技术带来的物质享受，憧憬着一个无比美好的技术王国，却未曾料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因此开启了异化之旅。技术不断地促逼自然，不到200年的时间就将人类置身生态崩溃的边缘，人类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种情境之下，中国学者纷纷致力于研讨生态哲学的现代内涵，率先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15](P49)，而“生态文明的实现只能依托于技术路径”[16](P122)。

　　陈先生创建的中国特色技术哲学无疑为实现生态与技术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契机和实践导向。对生态哲学而言，独宠技术这种人与自然的中介，为我国的生态哲学研究奠定了技术根基，从而强调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现实手段;对技术哲学来说，青睐自然改造论，为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设定了生态内涵，从而凸显了生态技术的研制和推广。

　　现如今，我国已经走向社会主义生态建设新时代，在当下如火如荼的生态建设中，生态文明和生态技术两者缺一不可。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基本理念，它着眼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要求人类变革算计自然、剥削自然的思维模式，并修正破坏自然、污染自然的生活方式，努力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人与人协同共生的生态社会。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把生态文明放置到中华民族千年大计的战略高度，重申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就“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7];生态技术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基本手段。马克思一再强调，“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8](P368)，我们进行生态建设的现实手段就是生态技术，生态技术内在地与自然相融合，既能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又有利于自然本身的进化。依靠生态技术，生态文明才不会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和战略高度，而是成为人民群众理解并能身体力行的现实情境。

　　蓝天保卫战的序幕已然开启，在我国，有了党的英明领导，必定能跻身科技强国行列，而技术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也必定能够获得彻底的解放，真正发挥其对人类文明的全面建构作用，在我们最终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中，人与自然已经浑然一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8](P18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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