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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货币制度改革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光辉一页，其货币发行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更易之快令人瞩目。本文就是结合历史文献、考古材料方法对王莽币制改革的路径与动机、货币的形制与式样进行探究，以说明不同币种在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当代经济学视角下观察王莽所推行的货币政策，蕴含多种经济理论，如通货膨胀、兑换比例、货币职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虚值货币等，尤其是虚值货币所提倡的大额货币、货币符号理论具有超前意义，其科学性和前瞻性是值得当代经济学领域所研究的。

　　关键词：币制改革,文献,文物,经济思想,虚值货币

　　历史上，关于王莽币制改革的看法褒贬不一，并且弊大于利，如班固认为王币制改革引起“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1]173，使得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范文澜认为王莽币制改革“使大混乱上再添一个大混乱，迫得农商失业，交易废滞，因卖买奴婢，铸私钱罪被刑罚的人，不可胜数”[2]95。

　　由此可见，多数学者从改革的政治、社会失败角度入手，认为王莽货币改革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小换大，以轻代重，发行贬值的货币，[3]159 从而造成社会危机;甚至有学者称其为经济思想史的“怪胎”[4]281，缺乏生命力，是对广大人民的洗劫。以上这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在看待王莽币制改革时要对其进行宏观科学的把握，运用辩证思维看待这一问题。

　　一、关于王莽币制改革

　　王莽所推行的币制改革并非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根源。

　　其一，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第一次币制改革即发生在新朝建立之前居摄二年(7 年)，王莽为夺取帝权，“变汉制，以周钱有字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1]172，其政治目的已初见端倪。后于建国初(8 年)，“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名，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1]1 037，反映出王莽币制改革与政治统治是互相依托的。

　　其二，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财政收入匮乏，出现经济危机。西汉末年，地主豪强强占土地，巧取豪夺，使得广大百姓流离失所，成为流民，阶级矛盾尖锐，并导致农业荒废，“连年不收，岁比不登”，严重影响国家的赋税财政收入，迫切需要进行财政改革。

　　其三，重金轻钱观念及铜钱作为主要流通手段的普及。从秦汉之初始，金和铜钱之间的兑换比例关系持续走高，并且形成称量计价的黄金和统一形制的青铜货币相结合的二元币制体系，[8]16 金则主要作为贮藏手段，钱作为交易手段，“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1]160-161，形成一金换万钱的货币现象。

　　自西汉居摄二年(7 年)第一次币制改革至新朝天凤元年(14 年)共推行四次币制改革淤。居摄二年(7 年)，王莽推行第一次币制改革，在流通五铢钱的同时，新铸大泉五十、契刀、错刀三种新币，其与五铢兑换比率依次为 1颐50、1颐500、1颐5 000，且成为

　　主要货币，并宣布黄金国有化。

　　始建国元年(9 年)，推行第二次币制改革，废除五铢钱、错刀、契刀，新铸小泉直一，比值与五铢同，与大泉五十共同流通。始建国二年(10 年)，推行第三次币制改革，实行“宝货制”，即采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造成市场交易混乱。天凤元年(13 年)，推行第四次币制改革，废除大、小钱，实行货布、货泉两种货币，其比值为(以五铢为参照)1颐25 与 1颐1，以弥补宝货制的缺陷。

　　二、从文献角度对币制改革的考察

　　王莽币制改革的路径和动机在历史文献中能够得到反映，立足《汉书》等基本史料，剖析改革的过程化理论，从而为科学认识王莽币制改革提供史料依据。如上文提到，王莽币制改革的动机之一是为了打击地主豪强势力，《汉书·货殖传》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剌绣文，不如倚市门……廉贾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由此得出西汉末年，工商业发展迅速，商人极度富庶，官宦亦不能与之匹敌，但其中也隐含着工商业的繁荣是建立在牺牲农业、手工业基础上的。

　　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由此对大钱五十、契刀、错刀的形制特点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第二次币制改革，《汉书·王莽传》载：“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名。

　　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1]1 037 其中言明了币制改革的原因，是介于“刘”姓，带有厌胜色彩;此外由于改革推行的大钱过于重，小钱交易也不方便，故此次币制改革之后一年即推行第三次改革，通常将第二次币制改革视为过渡期。第三次币制改革，即“宝货制”，《汉书·食货志》载：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

　　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元龟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

　　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凡宝货五物，

　　[1]172六名，二十八品。” 由此看出，第三次币制改革货币种类之多令人啧舌，并且王莽托古改制，将历史上流通过的钱币均新铸出来，造成市场上的混乱，所铸造的龟、贝、金、银等并未在市场上流通过，《汉书·食货志》载：“百姓愦乱，其货不行。

　　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1]173 最终被市场规律所否定，继而出现第四次币制改革。

　　王莽币制改革的失败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文献中亦有记载。其一，影响社会各产业的有序正常发展。如《汉书·食货志》载“农商失业，食货俱废” ，这反映王莽的货币政策对广大人民而言是一场灾难，严重影响农业、手工业的正常运行。其二，市场经济混乱，扰乱货币交易秩序。《汉书·王莽传》载“：谷常贵，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莽遣捕盗将军孔仁将兵与郡县合击，岁余乃定，边郡亦略将尽。” 又《汉书·食货志》载“：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放纵

　　于外。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币制频繁改革造成物价上涨，钱币贬值，造成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

　　三、从文物角度对币制改革的考察

　　在评述王莽币制改革的同时，不能忽视出土文物的重要作用，它对于考据古史、真实反映当时的历史史实具有最直接的作用。鉴于此，作者对近年出土的王莽钱币作简要论述，从钱币的形制、特征、样式等方面以补正币制改革。

　　王莽所造各类币种为掩饰币值上的无限增大，故在铸钱形制方面下功夫，其外形精美，线条流畅，且字体俊秀、挺拔，堪称故钱币中的精品，有“钱绝”及“古钱奇葩”[10]的美誉。第一次币制改革所铸大泉五十，仿周景王时大泉，泉为大值之钱，圆形方孔，径寸二分，外廓外高内低，钱面对读铸有“大泉 十”四字;契刀，类似战国燕、赵、齐国刀币，由两部分组成，长二寸，上部分为一圆圈，中间有方孔，圆圈两侧铸有“契刀”二字，下部为长柄，铸有“五百”二字，柄端有环;错刀，外观与契刀类似，但更加精美，上部圆圈刻有“一刀”，并以黄金填其文，下部长柄，铸有“值五千”三字。

　　第二次币制改革新铸小钱直一，圆形方孔，径六分，外廓外高内低，钱面铸有“小泉直一”四字，字体秀美。第三次币制改革推行“宝货制”，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材质有金、银、铜、龟、贝，货币则为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泉，这些货币大部分都未在市场上流通，故以其中较为成熟的大布黄千为例进行说明，仿战国楚国的殊布，平首平肩，体长、腰瘦、裆方，双足呈长方形，状如燕尾垂挂，首阔呈倒梯形，中有大孔，孔下端之正中为中竖线之起点，直抵布之方裆，将钱体中分为二，背亦然，正面刻有“大布黄千”四字，字体采用古篆之变体，文字均匀得体八面取势，读法为先右后左平读。

　　王莽货币制度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货币改革的重要实践，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效果。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制度下，王莽所推行的币制改革不单单是为了搜刮民财，巩固封建统治，更多的是为了缓和当时的政府财政困难以及大地主官僚大肆兼并土地的社会现状，同时他也注意到了五铢钱在商品交易中所存在的交易不便带来的困难，因此他提出了虚值货币的理论思想，这在当时封建社会是极为超前的经济思想，但同时也由于币制改革过程中违反了市场规律、商品流通的客观性及货币的本质属性等经济属性，导致改革的最后失败。

　　因此，我们在评判王莽币制改革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地看待币制改革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虽然王莽的改革给当时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灾难，但其经济思想的科学性是值得我们肯定和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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