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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之一，但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率总体偏低，未能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大内需成为我国一项关键的战略选择。其中，税收政策是促进内需扩大消费的重要工具，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内容。

　　目前已经有诸多文献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税收和消费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和解释，根据不同的税收政策度量方法和视角可以将主要文献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经典的宏观税负视角，主要观点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宏观税负增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增速的现象，表明国民收入集中流向公共领域，这一结果致使我国陷入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和低消费率的困局[1，2] 。第二类是直接税和间接税视角，主要观点认为由于间接税隐匿在商品价格之后且兼具易转移、累退性等性质，因此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不利于居民消费增长[3，4] ，而直接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具有调节作用，但在我国直接税占比相对较小的税制安排下，其调节作用受限，因而总体不利于居民消费增长[5] 。第三类是从所得税、商品税与财产税视角出发，认为不同的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存在差异性[6] 。第四类是从劳动税、资本税和消费税的视角探讨税收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普遍认为除税负偏高外，消费税中的部分税种还因重复征税、较易转移等原因而抑制居民消费增长。梁红梅和郭晓辉(2016)认为在居民以劳动收入为主的背景下，劳动税会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因而不利于居民消费增长[7，8] 。除上述研究外，伴随居民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现有文献开始关注税收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居民消费升级从宏观层面看可以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微观层面看则可以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福祉改善[9，10] 。因此，如何推动居民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与消费水平相一致，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首要因素同样是收入，除此之外，还有家庭资产[8] 、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11] 等。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对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水平关系的讨论相对充分，而对税收与居民消费升级关系的讨论仍有待进一步扩展。为分析如何通过财税政策措施刺激居民消费，尤其是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以及结构持续改善，本文选择从现有研究关注较少的消费支出税视角，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1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1.1 模型设定为分析税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以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为被解释变量，以税收为解释变量的模型，具体设置如下： Cusit and CusLit = α0 + α1 Taxit + ηXit + εit (1)其中，Cus表示居民消费水平，CusL 表示居民消费升级。Tax表示税收，X表示纳入本文的控制变量。 α、η 分别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式(1)中重点关注的是 α1 的大小和符号，含义是税收变动下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升级的相应变动程度及方向。ε是随机扰动项;下标 i 代表省份，t 代表年份。

　　本文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探索不同情境下税收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变化情况。面板门槛模型设置如下： CusLit and Cusit = γ0 + γ1 TaxitI(Ait £ λ1 ) + γ2TaxitI(λ1 < At £ λ2) +  + γnTaxitI(λn - 1 < At £ λn) + γn + 1 Taxit (At > λn) + ηXi +εit (2)式(2)为面板门槛模型的一般模式，与式(1)中重复的变量和字母含义一致，具体门槛数量由自抽样决定。式中，I(·) 为指示函数，其取值依赖于门槛变量 A 和 λ ，为1 或0。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为 γ 在不同区间中的大小和变化，其含义为在不同情境下税收对居民消费升级的边际效应。

　　1.2 变量选择与依据(1)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水平(Cus)和居民消费升级(CusL)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是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升级。其中，居民消费水平由地区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值表示。居民消费升级的含义是居民消费在规模上的扩大和在结构上的优化，尤其强调后者。目前，测度居民消费升级的方法诸多，如以恩格尔系数或恩格尔系数的变异形式评价消费结构及其变化;基于收入需求弹性对居民消费商品的属性进行一般性与升级性商品的划分。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选择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来评价消费升级的水平和程度。(2)解释变量：消费支出税(Tax)梳理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对于“税收”的思考角度和度量方法诸多，尤其是大量研究基于不同的划分方法对税收及税收结构进行了细致划分，如衡量税收总体水平的宏观税率;以税收是否可转嫁作为划分标准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以课税对象性质作为划分依据的所得税、商品税和财产税等。其中，将税基按照劳动、资本和消费进行分类的税收结构划分方法在分析要素以及消费行为所承担税负时更为恰当与精准。本文选取其中以消费支出作为税基的税收，瞄准消费行为，度量由消费行为引起的税收及其负担水平。衡量方法参照梁红梅和郭晓辉(2016)[9] 的研究，具体计算方式如下：消费支出有效税率 = 消费支出税收最终消费 (3)其中，依据我国税收制度，式(3)中的消费支出税收包含营业税、增值税中由消费支出分摊的部分，以及消费税、筵席税、屠宰税以及农业特产税等。

　　2 实证分析

　　2.1 基准回归本文先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消费支出税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下页表2结果表明：消费支出税与居民消费水平及居民消费升级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说明消费支出税对居民的消费水平及升级均存在抑制效应，这种抑制效应来源于消费支出税收对商品价格的提升和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减少。从系数大小来看，消费支出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更甚。从基准回归的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升级显著正相关，伴随经济发展程度的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商品和服务多样性不断提升，由此引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明显改善。消费价格与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均存在负相关关系，价格的抬升降低居民的实际收入，诱发消费水平和对相对高阶消费品消费的缩减。消费信贷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扩大但并不利于消费升级，消费信贷放松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但由于我国居民消费信贷多用于购置住房及高档耐用品，而非本文所关注的消费升级中的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商品和服务，因此消费信贷并不利于居民消费升级，还有可能因增加居民还款压力和利息支出造成其减少对本文关注的消费升级商品的消费。社会保障与消费水平和消费升级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总体偏低，且以“保基本”为主，对于家庭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抵御能力的提升效果较弱，因此，其未能发挥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扩大和消费升级的效能。

　　2.2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进一步回归为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下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其差异性，本文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将以收入水平作为门槛变量，以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升级作为被解释变量的门槛模型分别定义为模型1和模型3;将以社会保障水平作为门槛变量，以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升级作为被解释变量的门槛模型分别定义为模型2和模型4。在面板门槛回归之前，先利用自抽样方法反复抽样1500次对门槛个数进行确认。抽样结果表明(见表3)，以收入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消费支出税对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升级的相关关系在10%的水平下存在显著的单一、双重以及三重门槛效应，为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消费支出税对居民消费升级和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选择将模型1和模型3设定为双重门槛模型。当以社会保障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消费支出税与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升级的相关关系在 10%的水平下仅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因此本文选择将模型 2和模型4设置为单一门槛模型。

　　综上，收入是影响消费支出税与居民消费升级和水平的重要变量，由于不同收入下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差异，消费支出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低收入省份仅影响消费水平、中收入省份对水平和结构存在双重影响、高收入水平仅影响结构的差异化表现。再考量以社会保障作为门槛变量的模型2和模型4。表 4 的估计结果显示，与以收入作为门槛变量的模型相比，以社会保障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的模型结果相对单一。尽管在门槛检验中得出模型4存在单一门槛，但模型4的回归结果表明划分门槛后的回归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即两个系数与0不存在差异，故本文认为消费支出税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不同的社会保障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差异。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当社会保障水平小于0.100时，消费支出税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负向作用，伴随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消费支出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明显降低。上述结果表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有效地抵御消费支出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减少作用，但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无益。正如上文所述，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总体偏低，且以保障基本为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居民因医疗、就业问题所产生的风险和收入损失，但作用相当有限。因此，社会保障仅能够有效减弱消费支出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削减作用，但无助于抑制消费支出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负向效应。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均高于0.100。

　　3 结论

　　本文基于消费支出税的视角对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探讨。结果表明：(1)消费支出税对居民消费升级和居民消费水平均有负向作用，且这一负向作用在居民消费水平上体现得更加明显。(2)不同收入水平下消费支出税对居民消费升级和消费水平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消费支出税对居民消费升级和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随收入的提升而递减。(3)不同社会保障水平下居民消费支出税主要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差异化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差异针对居民消费升级时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1]李俊霖.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J].经济科学,2007,(4).

　　[2]李建军,王雯.构建可持续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财税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12,(11).

　　[3]毛军,刘建民.财税政策、路径依赖与中国居民消费的区域均衡发展[J].中国经济问题,2016,(6).

　　[4]郭晓辉.税收负担制约了居民消费扩大吗?——基于有效税率和经济发展门槛的视角[J].新疆社会科学,2019,(2).

　　[5]姚凤民,赵丽萍.扩大内需中的税制“困局”及破解[J].税务研究, 2011,(8).

　　作者：PARK SUNG BAE，王竹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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