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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现代经济是货币型经济。如果不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所导致的财政货币制度革命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颠覆性影响，可能就无法明白我国为什么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将我国这种新发展战略的历史起源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对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影响。论文首先讨论赚取贸易顺差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为什么具有合理性，然后论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如何导致了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扼要说明这种革命对国际贸易的颠覆性影响，阐述它是如何使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从合理走向“背理”的，最后论证为什么实施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是走向国内大循环的必然选择，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国家致富的逻辑

　　要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所导致的财政货币制度革命以及由此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我们首先必须从贵金属货币和金本位制谈起。在15世纪至18世纪下半叶西欧重商主义时期，西欧各国发行的硬币以及银行券是以其含金量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也是以黄金结算的，因此，当时的西欧各国注重适度的贸易顺差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一国长期发生贸易逆差会导致黄金外流，这不但将造成本国货币的对外贬值，而且会产生通货紧缩、利率上升和资本短缺等严重问题，使生产、就业和消费萎缩，国民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之中。相反，贸易顺差所产生的黄金流入可以使盈余国增加更多的投资、就业并提高工资。由黄金流入所导致的本国货币升值不仅使进口原材料更便宜，而且企业为了保持或增加出口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推动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又将带来更多的黄金流入，使生产、就业和消费在更大规模上展开，由此带来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但是，晚期重商主义对于适度贸易顺差的注重从没有采取过“尽可能多地多卖和尽可能少地少买”的措施，而是将其作为推动高附加值制造业发展的手段①。

　　在世界经济史中，英国最早在1717年实施金本位制，但直到1816年才在制度上给予正式的确认，从而使金本位制正式建立。此后，一些国家陆续加入到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谓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因此，加入到金本位制的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金平价来决定。英国在实施金本位制之后，其货币或银行券的发行比以前越来越严格地以黄金储备作为准备金。但是，适度贸易顺差推动国家致富的逻辑并没有改变。

　　然而，这种从19世纪初开始逐步建立的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轰然倒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前，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联合英国于1944年7月召集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举行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确立了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构建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秩序，史称“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金本位制的一种变种。它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可按35美元1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其货币以可调节的固定汇率制与美元挂钩。

　　二、国家货币制度的变革与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黄金)与名义货币之间的联系瓦解了，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黄金的非货币化极大地改变了主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其财政能力，因为它再也没有必要通过购买黄金发行货币。从这时起，各国政府就开始彻底地使用本国法定货币(或称作主权货币、国家货币或不兑换货币)作为其货币体系的基础，这就使得“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国家货币制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①。为了简化对其运转机制的说明，笔者以一国在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货币供求为例对此加以说明，随后我们就会看到，在开放经济或国际收支不平衡情况下，这种分析仍是成立的。

　　首先来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在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私人部门作为总体，其净货币收入的增长或净金融资产的增加来自何方?有人认为来自税收，但缴纳税收的货币又来自何方呢?显而易见，这必定来自货币发行者。在现代国家中，这个货币发行者只能是作为货币发行垄断者的主权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只能是中央政府，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属于中央政府机构。中央银行不仅必须应私人部门而且也必须应一国财政部的生产和服务活动的需要增加(基础)货币供给，但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货币创造的性质却截然不同：财政部通过财政开支创造作为私人货币收入的通货(现金和银行准备金);中央银行则主要是通过再贷款等“出借”通货，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对私人部门的借贷不仅不能增加私人部门的收入，反而会因收取再贷款利息而减少后者的金融资产。因此，只有主权政府的财政开支(货币的公共创造)才能创造私人部门的净货币收入或净金融资产②。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恒等式：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私人部门的净金融资产=私人部门的净货币收入。这说明，只有在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规模大于税收的时候，也就是在赤字开支的情况下，作为整体的私人部门才会有净货币收入的增加。因此，在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常态，财政收支平衡或财政盈余是罕见的例外。显而易见，政府赤字开支成为私人部门的财源，而不是税收和政府向私人部门的借贷成为政府财政开支的财源，这种不可否认的事实颠倒了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逻辑，带来了国家财政的革命。笔者通过下面的比较来说明这一点。

　　三、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从合理走向“背理”

　　我们现在讨论开放经济或贸易不平衡的情况①。假设只有甲乙两国，如果甲国财政开支=税收或者财政开支<税收，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甲国私人部门收入的增加就必须来自对乙国的贸易顺差。否则，该国私人部门作为整体就会处于收入停止增长或负债的状态，而乙国对甲国的贸易逆差则是乙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开支的结果。以美国与其贸易顺差国为例，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为贸易顺差国提供的美元资产+贸易顺差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贸易顺差国私人部门收入;假如贸易顺差国政府财政赤字= 0，那么，美国政府就可以简单地通过赤字开支购买贸易顺差国产品和企业，并为贸易顺差国提供美元资产。这样，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贸易顺差国私人部门的净收入=贸易顺差国的基础货币。贸易顺差国政府的基础货币发行量相当于取决于美国的财政赤字规模。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财政部开支就不再受黄金本位的限制。但在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宣传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货币体系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元获得了所谓“国际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国家愿意净出口到美国换取并积累美元金融资产，那么，美国政府为此进行赤字开支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只有在贸易逆差情况下，美国才能将美元注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假如美国贸易顺差，大量美元回笼到美国，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政府开支和私人消费，必然会发生通货膨胀。换言之，在理论上说，只有在其他国家对美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条件下，美国的贸易赤字战略或美元霸权才能得到保障。

　　四、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是否使用本国货币从事国际贸易结算和计价对国家财政和国民净福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前述讨论已经说明，如果一国使用外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和计价，贸易顺差是损失。因为它不仅损害了本国政府的财政能力，而且还导致了本国实际经济资源和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如果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和计价，贸易逆差就是收益。因为它不仅增强了本国政府的财政能力，而且它还因使用本国货币换取别国更多的实际经济资源提高了本国生产和消费水平，而别国持有的却是本国不断贬值的货币。如果使用外国货币结算但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那么该国最终会发生外汇危机并引发本国经济危机，这是在拉丁美洲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复上演的悲剧。因此，当一国在无法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和计价时，就应该采取对外贸易平衡战略。只有这样，国家财政能力才能完整地得到保障，并将实际经济资源保留在国内，用于满足扩大内需的需要。这就是笔者在2011年提出中国实施贸易平衡战略是破解美元霸权的根本性措施的主要原因。

　　根据前面的讨论，在使用美元进行中美贸易结算和计价时，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美国政府通过财政赤字为中国提供美元资产的规模=美国从中国转移的本可用于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实际经济资源的规模=中国政府因此而减少的财政赤字开支的规模=中国本可以用于核心技术研发和提供社会保障的财政能力。同时，连年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政府和私人部门不得不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或者持有在美国银行系统中没有利息收入且不断贬值的美元存款。更严重的是，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过小可能影响了中国国债市场的发展，金融深化至今无法深入展开。

　　历史经验表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主要是通过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贸易逆差实现的。对于货币国际化的后来者来说，通过金融手段推行货币国际化将引发国际强势货币的严重投机行为，反而使本国成为强势货币国际化的对象。因此，我国应该主要通过贸易逆差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在一国货币日益被接受为国际贸易结算和计价货币的过程中，该国就应该在保证供应链不受制于他国的条件下，逐步采取贸易逆差战略，通过对外增加本国货币供给净购买国外实际经济资源，以提高本国政府财政能力，增加国民福利的净收益。

　　我国要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必然要求实施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并必然要求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大力推进人民币的结算和计价。否则，当出现贸易逆差时并且这种逆差以外币计价时，可能将对我国很不利;而如果为了弥补这种以外币计价的贸易逆差，对外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又将可能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为此，应该首先做到使用人民币对联合国缴费、对外援助以及支付所有国际公共事务中由我国负担的费用，并大力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结算和计价的比例。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仍然处于低迷状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许多国家物资供应短缺，这使我国在推进人民币结算和计价上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有利的谈判地位，我国不仅应该逐步取消出口退税，而且还要通过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劳动者特别是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亿人口的收入水平等措施，在国内创造条件消化过剩产能，以避免他国通过赤字开支 “调用”我国实际经济资源。

　　《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与国内大循环的历史起源》来源：《求索》，作者：贾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