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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2010—2017年甘肃省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探究相同环境下甘肃省整体及五大生态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社会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对甘肃省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且低估了甘肃省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从变化趋势来看，甘肃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总体“U”型分布，整体有向好趋势;从空间格局来看，甘肃省五大区域的真实效率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不平衡现象，呈现四周发展较好，中间发展较弱的格局，其中甘南地区与其他四个区域差异比较明显。对此，甘肃省应该建立科学高效的经济绿色发展管理机制，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开通多渠道的经济绿色化发展方式，进而促进整体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增长。

　　一、引言

　　绿色发展是解决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矛盾的必然选择，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提升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甘肃省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节点和重要支撑，既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问题，也承担着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生态化转型的重担。因此科学研判甘肃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是甘肃省推动加快经济转型、提升经济绿色竞争力、实现绿色发展格局的关键，对因地制宜推进甘肃省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近些年来，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和评价已经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从影响因素角度来看，卜书迪(2017)[1]将环境污染因素纳入到评价体系中，测算了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绿色发展效率;肖琳(2019)[2]在体系中加入了环境规制变量，来分析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绿色发展效率。从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方法的角度来看，钱争鸣和刘晓晨(2013)[3]运用超效率SBM模型，以“三废”为产出指标对我国各省区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值进行测算;王军和耿建(2014)[4]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绿色GDP作为产出指标，将劳动力、资本、技术作为投入指标，运用传统的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区)经济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张文博等(2017)[5]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在资本、劳动力、技术的基础上还加入了能源作为投入，对“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的经济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卜书迪(2017)[1]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在“三废”的基础上将二氧化碳纳入产出指标，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测算。由于甘肃省各区域经济水平及社会政策的差异会对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产生一定影响，若忽略宏观环境因素，则会影响效率的真实性，所以，为了更加准确的对甘肃省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衡量，文章从宏观角度在排除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和人力资本环境因素的干扰下，采取三阶段DEA的方法对甘肃省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分析，以期对甘肃省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模型的构建

　　Fried等(2002)[6]较早地就开始研究如何将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引入DEA模型，因为模型分为三个步骤，所以被学者称为三阶段DEA模型，与传统的DEA模型相比，剔除了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干扰，能够更精确地评估DMU效率。

　　(一)第一阶段：传统的DEA模型

　　该阶段可直接利用原始投入和产出数据测算出初始的效率值。由于对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投入指标控制相对容易，所以本文选取投入导向型BCC模型。鉴于该模型在效率的测度方面已经比较成熟，所以不再赘述该模型的原理。

　　(二)第二阶段：随机前沿模型

　　第一阶段的投入松弛量受到环境因素、管理无效率和统计噪声的影响，为了去除不必要因素对效率的影响，使用SFA回归模型，让所有的投入变量值都调整在同一的环境水平下。

　　(三)第三阶段：调整后的DEA模型

　　用第二阶段调整后的投入替换掉原始的投入数值，产出不变，继续由传统的DEA模型计算得到新的效率值，就是剔除了随机干扰等因素下比较精确效率值。

　　三、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择

　　1.投入产出指标选取。在产出指标的选取上，本文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再运用熵权法将非期望产出折合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用生产总值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比值———绿色GDP作为最终的产出。投入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劳动力。以区域内的全社会就业人口来解释当地投入的劳动力。(2)土地。选取区域内建成区的面积来反映对于土地的消耗。(3)资源。选取区域内的用水总量来总体衡量资源的消耗。(4)技术。技术主要是指对产生污染物二次利用及治理的投入，由于一些数据的不可获取性，选取区域内的废水治理设施数作为技术的代表。(5)创新。选取R&D经费的内部支出作为创新的投入。(6)资本。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反映资本的投入。2.环境变量的选取。在环境指标的选取上还没有统一公认的标准，本文借鉴卜书迪(2017)[1]关于环境规制因素的研究分析，选取以下指标作为环境变量。(1)产业结构。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来反映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变化。(2)城市化水平。选取城镇化人口比重来衡量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3)人力资本。选取区域内历年高校毕业生来反映人力资本。

　　(二)数据来源

　　样本选取时间跨度为2010—2017年，样本长度为8。所用指标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2011—2018年《甘肃发展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州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四、甘肃省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分析

　　(一)甘肃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分析

　　根据熵权法计算得到的2010—2017年综合环境污染指数与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平均值进行比较，如图1所示。第一，总体来看，甘肃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呈“U型”状分布，整体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有向好趋势，2010—2017年甘肃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年均值为0.485，说明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综合环境污染指数在2010—2016年波动比较平缓，而2016—2017年降幅明显，下降了22.53%，说明甘肃省2017年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有所提升，环境压力相对减轻。分时段看，2010—2011年甘肃省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利用不协调，表现为经济绿色发展效率下降，而环境污染指数却有上升趋势;2011—2016年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和综合环境污染指数波动相对稳定，正逐步向有利于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的方向发展;2017年后经济绿色发展效率高于综合环境污染指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基本趋于协调发展。第二，对2010—2017年甘肃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后，将其与原始产出变量再次运用传统DEA模型进行测算，可以得到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因素的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如表1所示。调整后的结果与第一阶段DEA结果确实存在差异，在2010—2017年，综合技术效率值相比没有调整前平均值由0.161上升至0.210，仍处于DEA无效状态，而其中约有82.5%是由纯技术无效造成的，也就是说由于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不高，导致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的提升遇到了瓶颈;调整后的纯技术效率值呈较高水平，说明甘肃省技术管理水平比较高，管理和运作制度相对齐备;规模效率平均值由0.226下降至0.211，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力度不够，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扩大环境治理和保护的资金投入。

　　(二)甘肃省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对比分析

　　以甘肃省五大生态特征区(河西走廊地区、陇东地区、甘南地区、陇南地区和陇中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分析2010—2017年五大区域在剔除外界干扰因素后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变化，如图2所示。第一，在去掉外界干扰因素后，陇中、陇东地区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值涨幅较大，甘南、陇南、河西地区效率值增幅较小，说明陇中和陇东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原因，经济绿色发展效率被低估程度比较大。从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年均值看，甘南地区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最高，与效率最低的陇南地区相差0.226，但实际的产出水平仍远低于最优水平;其他四个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差距不大，都在0.4水平波动，差异变化如图3所示。第二，从时序发展看，如图3所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10—2011年，除甘南地区效率值有微小上升外，其余区域效率值都有降幅趋势，陇东地区降幅最大，下降了16.04%，主要是此阶段，甘肃省初步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生态效益，使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有出现下降;第二阶段是2011—2015年，五大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都处于比较稳定的水平;第三阶段是2015—2017年，陇东和陇中地区效率值降幅明显，分别下降了9.53%和4.86%个百分点，其余地区波动幅度不大，主要因为国家近年来强调绿色发展战略，各个地区开始工业产业经济转型，经济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放缓，最终使得各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也比较低。五、结论与建议对甘肃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发展结论：第一，从影响因素来看，甘肃省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值之间变动显著，效率损失普遍存在，说明干扰因素对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显著，且纯技术效率是决定综合效率的关键因素。第二，从发展水平看，2010—2017年间甘肃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但有向好趋势，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三，从空间格局看，甘肃省五大区域的真实效率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不平衡现象，呈现四周发展较好，中间发展较弱的格局，其中甘南地区与其他四个区域差异比较明显。基于上述的分析结果，当前甘肃省生态环境压力的上升，经济绿色发展寻求绿色转型的状况，对于甘肃省整体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可以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尊重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地采取区域经济绿色发展与污染治理的道路。对于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处于中低水平的河西区域，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抓住产业转移契机，注重新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甘南地区应该在保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基础上，对经济绿色发展经验总结，区域间互相借鉴学习，以提高整个甘肃省的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其次，提升规模效率，有效组合资源。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规模效率无效是导致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无效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甘肃省应该建立科学高效的经济绿色发展管理机制，增强企业内部的管理能力，开通多渠道尝试经济绿色化发展方式，进而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增长。最后，纯技术效率无效是造成经济绿色发展无效的关键因素。甘肃省同样应该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从而促进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改善。

　　《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分析》来源：《生产力研究》，作者：梁雯 常文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