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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多元时代背景下，“网红”孕育而生，其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不容小觑。“网红”从他们走红的方式来看，可分为打造意见领袖、塑造人格魅力，建立网络圈群以及引发受众共情;“网红”对大学生的成才观、义利观、思想品位都产生着负面影响;应从改变理念，解读互动，打造“网红”三方面的教育角度思考如何对大学生网络思想行为进行正确引导。

　　【关键词】网红 大学生思想

　　“网红”即“网络红人”，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获得网民的关注、追捧亦或是热议。“网红”不仅指网络红人，某一动物、卡通形象等，只要能够引发广泛关注的都能够称之为“网红”。“网红”热现象对于其受众群体，特别是在网民的主力军--大学生而言，在思想行为、价值观塑造等方面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在“网红”时代高校如何因势利导，是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网红对大学生思想影响的方式

　　1.打造意见领袖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有发言权。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网络公共领域，并不是每个人的声音都具有说服力且引起社会的反响。在日常的网络互动中，网民基本能在其活动圈子中保持良好的交往秩序，然而一旦社会某一事件亦或是言论超出其认知范围或是道德底线时，网民们便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原本的价值判断力，从而产生迷茫、焦虑等消极的网络心理。并诉诸于某个权威力量帮助其摆脱当下的思想困境。如此环境之下，“网络意见领袖”便孕育而生，这也是“网红”打造的方式之一。网络意见领袖通常活跃于各大网络空间，且常常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亦或是专长的人，其言行有一定的权威性、号召力以及说服力。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网民不过是一群非理性群体的集合，致使网络意见领袖无论发表何种言论都能得到相当一部分网民的认可且纷纷效仿，从而掀起盲目的评论狂欢，如此“裂变式”的传播方式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网络空间。若意见领袖的言论是真实且积极的，则能够产生积极效应，营造出一幅、和谐安宁的局面，倘若意见领袖所发表的意见偏激，片面，则会搅浑网络生态。

　　2.塑造魅力人格

　　“魅力人格体”是由逻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提出并在其公众号中充分践行的一个概念，个人的影响力、社群的规模及受众的反响力便是其成功塑造个人人格魅力的最好证明。他曾在一次演讲中描述其对这一慨念的理解：“商业价值的载体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的载体是组织，现在的载体是人……这个时代，当所有的资源可以围绕着人的力量展开时，人格就具备了巨大的力量。”[1]知名自媒体人吴晓波以曾在《自媒体的18条军规》中阐述了相似的慨念：自媒体领域里有两个能力在未来会被放大，专业化和人格化。在未来自媒体里，人大于所有的机构。因此，对于“网红”来说，能否塑造起个人魅力人格是其能否具有网络生命力、吸引力的关键。然而，在“网红”盛行的当下，“网红”们挣扎在“断靠各种吸睛方式而活跃在网民视线中”和“受困于自身某一吸引力已引起受众审美疲劳而无法转型”的矛盾之中。因此，不论是被大家所熟知亦或是新兴的“网红”，都必须绞尽脑汁主动经营并积极打造其个人标签，在自己的领域内不断进行内容、形式等各方面的深耕，以保持其新鲜度。

　　3.建立网络圈群

　　能否成功在网络空间进行圈群，是衡量“网红”塑造是否成功的因素之一。网民是一个极为庞大且活跃的群体，然而这样一个群体亦是由一个个具有鲜明主体性的人组成，他们有其基本的认知能力与判断能力，有着各自的“特性”。但同时，“网红”的影响力创造正是基于这巨大的网民基数，在庞大的“共性”中寻找“特性”，即寻找受众心理与其外在言行表现的契合点，从而使受众发生分化，建立自己的网络社群。一旦形成较为固定的网络群体，便不断地去迎合受众偏好，在其领域内进行垂直细耕。而受众在“圈内集结了大量志同道合者，他们有个共同的兴趣爱好，相似的价值观念，紧密的情感纽带，从而形成群体归属感，并产生共同的群体行动，帮助“网红”从追求个人赋权到实现群体赋权的转化。

　　4.引发受众共情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红”的传播载体、社会属性及生存空间不断发生着变化，然而，不管其依托何种媒介、活跃于哪一空间亦或是社会属性如何，深究其“红”的原因都是相似的，即能够引发受众共情。谈及“网红”，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锥子脸、高颜值、多才艺甚至是低俗、拜金，他们成名的方式无非是晒美食、秀颜值或是靠身材、超底线的言行等等。然而就算是这样的“网红”，在这些看似简单且毫无水平的信息发布过程中，亦能够与部分受众产生共鸣。究其原因是在网络空间中，尽管人与人在社交媒体上的联系方便且频繁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却越来越疏远了，网络信息的繁杂与无限，使人们不断地受困于自身的“信息茧房”之中，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精神缺失也由之而生。“网红”的言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营造出受众所向往或缺失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两者建立起一定的“黏性”。然而，这样的“黏性”并非是长期的，“网红”必须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强化其吸引力，否则，新上位的相同类型的“网红”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其注意力资源，而原来的“网红”便失去其受众的支持，最终成为“过气网红”，被淡忘。

　　二、“网红”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

　　1.走红方式过易：影响了大学生的成才观

　　过去，要打造一名明星首先需要其本人有较为出众的颜值、才艺特长和表现天赋，而后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再加上经济公司的策划、宣传等包装，可以说以上条件缺一不可。而相比于传统明星的成名机制，网红的走红方式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有个性、敢出位加上一定的网络平台，一定范围的网民议论，便可造就出一名“网红”。他们打破了传统规则，不需要第三方来赋予其权力，所面对的仅仅是其社群中的受众。如此低成本、高收益的新兴职业，不仅让“网红”们尝到甜头而不断地在其领域深耕挖掘，更让圈外人趋之若鹜，这其中，既有“一夜成名”的诱惑，也有商业利益的驱使。而大学生作为网络的“原住民”，极易陷入网络的泥沼中，如果大学生本身没有较好的“慎独”精神以自律其网络言行，或是没有形成稳定的、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以辨别网络的是非曲直，便不可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从而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就业思维的转变。调查显示，“95后”最向往的职业排名是：网红、配音员、化妆师。“95后”选择创业的人群中，46%的人会选择海淘、自媒体等新兴互联网创业项目。[2]从以上调查数据便可看出，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观已在一定程度上受“网红”的影响。

　　2.主体急功近利：扭曲了大学生的义利观

　　网络时代的来临，“网红”成名方式的简易对于急功近利的人而言无疑是一场盛大的狂欢，一夜暴富、名利双收在这个时代而言似乎已不是痴人说梦。太多人为“红”而疯狂，为“红”而扮丑，为“红”而裸露，为“红”而丧失其本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他们似乎已迷失于自己所营造的、金钱所充斥的、名利所驱使的虚拟世界中，他们似乎仍执着于自己所编织的拥有一切的美梦中。而越来越多的受众群体也毫无抵抗力地观赏着、羡慕着、追求着，渴望如此的生活方式也能够被自己所演绎。于是，如浪潮般的翻涌着，一浪接一浪地向“网红”世界席卷而来。更为可叹的是，原本应该被我们所推崇的节俭、劳动、奋斗等美德被推翻。反之，本该加以斥责的“炫富”“攀比”等不良现象却成为人们展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大学生置于这样的网络环境中，充斥着如此颓废糜烂的言行，这对于他们而言，似乎与学校中所教育、宣传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而能够左右其判断的便是现实生活中的职场案例：那些恪守职业道德的人终其一生为事业奉献，却过着终日“柴米油盐”的生活，相比之下，“网红”的生活却显得丰富多彩。如此一来，不管学校教育效果如何，在现实面前，部分大学生的义利观则会被扭曲。

　　3.迎合低俗趣味：矮化了大学生的思想品位

　　随着信息传播载体的全民化，当下的网民似乎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能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甚至是引领者。如此一来，传统的主流媒介已不足以垄断当下的信息传播，亦或是当主流声音已不再能满足受众需求时，草根“网红”便自导自演着，去迎合不同人群的心理需求。尽管不能以偏概全认为“网红”便代表着消极、负面，但当下部分“网红”与其受众群体的互动却沉湎于低俗，其言行让受众个体心理的黑暗面，反社会传统道德伦理的一面得到释放与满足：审丑、窥探、欲望等不断地打破公序良俗矮化自我思想。从集体精神养成来说，低俗内容所导致受众集体精神的催眠与矮化，这恰好验证了马尔库塞所提出的“爱欲说”。即人的生物性本能可以上升为文化的创造动力，而以创造“虚假需要”为目的的消费文化则压抑了这种升华的可能性。

　　三、高校应对“网红”负面影响的教育引导策略

　　1.改变理念，肯定“网红”中的积极因素

　　习近平在全国网信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互联网领域的人才，不少是怪才、奇才，他们往往不走一般套路，有很多奇思妙想。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3]“网红”作为新兴的联网现象，对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围观、效仿甚至向往“网红”成为大学生重要生活方式之一。由此对于大学生成为网红，高校开展"网红"学院等事件频频进入大众视野，也常引发社会广泛热议。“网红”作为时代的衍生物，不过是时代万象集于一体的“新偶像”，它所反映的也不过是时代所潜在的内在本质。“网红”虽有不少低俗、消极的案例，但其中也不乏具备强大的人格魅力亦或是催人向上的正能量代表：例如，香港大学的“三嫂”。此外，还有“最强大脑”王星琦、高铁“网红”刘先林院士、南航徐川，一大批的最美警察、最美教师、最美医生……他们都是传递着正能量的“网红”。高校精神需要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积极地介入“网红”现象，正视“网红”中的积极因素，以一个包容，与时俱进的姿态，不断融入时代新元素，开拓新视野，从而引领时代潮流。

　　2.解读互动，对“网红”现象进行正面引导

　　相较于传统传播媒介的单向传播而言，“网红”传播的亲近性、平民化源于其能与受众进行双向互动，实现了信息的平等共享与无时空限制的去中心化对话交往。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完善时期，在如此的对话过程中，往往缺乏一定的判断、辨别能力，而被带入其所精心营造的“象牙塔”中，虽有美好的一面，但其中所潜在的阴暗之处也不容小觑。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在面对这样一网络现象时，不应简单通过制止、谴责等强硬性言行以求净化校园网络空间，而应因势利导，趁势而为，组建一支“网红”与大学生间互动言行的分析、评价队伍。在被琳琅满目的信息所充斥的传播环境下，通过对“网红”言论、大学生评论的收集，掌握较为真实、全面的信息，并对此作出分析与研判。一方面，用正面的“网红”事迹教育广大学生。同时，对于负能量“网红”，要敢于亮剑，坚决制止“网红”的不良言论、不良行为和不良导向，使负能量的影响最小化。另一方面，不管双面互动言行如何，都应采取一定的方式将其引入正轨。如此一来，使“网红”成为新时代传播人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一种独特符号，而在这一过程中，“网红”自身的自洁与自律，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高都是必不可少的。

　　3.打造网红，塑造正能量的“网红”形象

　　面对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网红”时代，不管是个体亦或是盈利群体都在塑造着自己的形象，争相发声以引起受众的关注。然而，当面对某一事件网民声音发生集体矛盾时，亦或是为声讨某一违背道德底线事件时，“谁说”又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高校这一特殊领域中，作为教育者，应顺势而为，塑造具有正能量的“网红”，以引导大学生意识形态走向主流。杨建义曾指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有‘形象代言’，其是指创立和运用贴近大学生活、为学生所爱、具有高校个性特征的直观形象，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递、生活服务和价值引领的代言者，形成与学生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深层沟通，从而内聚成展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魅力的独特标识。”[4]这与塑造高校正能量“网红”有着内在契合之处。纵观当下高校，对学生思想指导、价值引领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都指向课堂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不管外界如何纷繁复杂，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被视为“万金油”。而这样的教育效果与教师的期待似乎存在较大的距离，如何提高思想政治的有效性以塑造大学生良好的思想体系，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者所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因此，打造出一个能够被广大师生认可的，并有一定权威性的“网红”对高校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高校正能量“网红”在校园内的正面发声，如此将等级要求以平级方式传播，从而把“权力代言”转化为“价值代言”，提升亲和力，贴近学生，实现凝聚力量，聚焦信息，从而形成“意见领袖”效应，因此净化校园网络空间，亦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向心力与影响力。从中长期来讲，“网红”现象并不会消失，但“网红”产业链也会不断推陈出新，来缔造自己的稳固链条。然而，不管“网红”如何演变，只希望多一些纯真、朴实、真情与正能量，但同时我们也包容时代之下的个性与与众不同。不管其表现方式如何，都希望“网红”成为校园中乃至全社会中美好的道德盆景，以此熏染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人都能成为真善美的传播使者。

　　参考文献：

　　[1]罗振宇.人格，是全新的商品物种和价值载体[EB/OL].

　　[4]杨建义.网络思政需要“形象代言”[N].中国教育报，2015-04-29(6).

　　[5]王学俭，冯瑞芝.“网红”现象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5)：42-46.

　　《网红对大学生思想影响》来源：《大学生》，作者:方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