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盛论文咨询网时间：2019-06-13所属栏目：社科论文
关键词：文化外译;软实力;文化传播;文化典籍
1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现状
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实现国家崛起的必然要求与重要条件。软实力这一概念的提出者 Joseph Nye 认为：“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以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1 (] Joseph Nye：2018)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典籍是其历史长河中沉淀出的文化精粹，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与价值观。“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沉淀，负载了中国文化与思想的传统因子与基本元素，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前进的历史资源，传承着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中国文化典籍应该成为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重要的一部分,获得国际的认可。”[2 (] 许钧：2015)在中国文化传播的诸多媒介中，文化典籍外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学很早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对外译介作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华古典文化典籍外译从种类上和数量上都呈增加趋势。中国本土策划的大规模、有系统的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努力包括： 1981 年出版的《熊猫丛书》、1995 年出版的《大中华文库》等。同时，国家又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旨在培育翻译人才，鼓励译员将中国传统典籍推向海外。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3]
然而，虽然获得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当代文化典籍外译仍然处于“孤芳自赏”的窘境。上述这些努力在国外收获的反响也十分有限。以《熊猫丛书》为例，除个别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英美读者间产生任何反响。根据世界各地的销售情况统计，《熊猫丛书》有时候可以卖出几十本，有时候只能卖两三本，有时候连一本也卖不出去。下图反映了2005年至2016年中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数量的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05-2016年度《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4]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化出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图书版权出口数量较上一个十年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与每年文化进口数量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此外，数据显示，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地主要集中在非洲国家、东亚国家、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等，较少能够输出到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西方发达国家。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中国的文化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并不匹配。虽然在经济领域，“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为中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但在文化领域，中国的“贸易逆差”情况仍旧严重，这很值得深思。
2 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传播遇到的障碍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主要遇到了如下几点障碍： 1)在世界范围内，西方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在可预见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主导地位。与之相比，中国文化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化外译陷入窘境的外部原因。西方一些学者通常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衡量非西方的文化作品。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当下中国文化处于边缘地位，这是由历史、政治、现实的国力对比等诸多方面决定的。客观上说，西方主流思想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怀有相当严重的偏见和敌意。西方主流媒体语境中的中国形象仍然是贫穷、闭塞、守旧、专制、缺少人文关怀的。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引起西方社会的不安和焦虑，国外舆论将中国提高软实力、传播文化的努力曲解为中国强化“锐实力(Sharp power)”[5] (The Economist：2017)的建设，密谋渗透颠覆西方的价值体系，触及“中国文化传播”的话题都容易引起外界的警惕和猜疑，除此以外，中国的立场和声音目前还缺乏全球范围内有效传播的渠道，国外民众长期以来接触到了许多充满对华偏见和误解的舆论。“偏见是跨文化传播的主要障碍之一，也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不同的文化群体间由于认知、动机、社会文化等原因而产生的偏见表现在语言中就形成了语言偏见，而语言偏见反过来又维护和再生了偏见。”[6 (] 熊伟：2010)对于大多数终生不会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甚至不会涉足中国的国外公众来说，他们难免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产生固有的对华偏见，难以对中国产生好感，更遑论主动去了解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作品只能徘徊在边缘，除了极少数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界人士之外，很难能够真正进入海外公众的视野。
2)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翻译理念有待更新。很多译者对文化外译的讨论还停留在对等忠实、直译意译之辩上，对原文亦步亦趋，而没有因地制宜为适应译入语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进行调整，不注重外国读者的阅读体验，这是中国文化外译遇到困难的内部原因。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语言转换的问题，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问题。《红楼梦》的两个译本在海外受到的冷热不同待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我们推崇备至的杨宪益译本在美国、在英语世界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冷遇。美国读者和学者大多使用霍克斯译本，很少人借用、引用杨译本，更很少有人把杨译本运用到相关的外国文学研究中。……此外，美国网站上的读者对两个译本也有诸多评论，在有限的读者群中，霍译本获得了一致的推崇，而杨译本在同样的读者群中的评价却相当低，甚至有的读者对杨译本的评论极为严厉。”[7 (] 王志勤，谢天振：2013)
在国外主流网上图书交易市场www.amazon.com上，笔者分别查阅了杨宪益译本与霍克斯译本的海外读者评价。鉴于国外中国文化典籍的受众面比较狭小，以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研究人员，学者为主，笔者认为这些书评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在这里截取其中涉及翻译话题的，较为有代表性的几则书评：读者Luke书评：“这部最伟大的中国古典小说有两种完整未删节的译本。其中一版是牛津老前辈大卫霍克斯和他女婿闵福德翻译的企鹅版，……另外一版是中国外文出版社版，由 70年代末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翻译。恕我直言，杨译本无法与企鹅版相媲美。原著小说可以说是古代汉语白话写作的典范。杨译本古板，缺乏激情，没有能够捕捉到原作的雅致和深邃。他们的英语有时候近似于释义，似乎也不去费心进行文体重构，等等。有些句子读起来根本就不地道…… 杨译本是够用的，但是大卫霍克斯的版本更加优秀，更加地道，是爱的产物。”
读者Fíal书评：“大卫霍克十分出色地把这部伟大的18世纪小说翻译成了地道的现代英语。我读过所有的译本，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说，这版本的译本是目前对英语母语使用者来说最好的一版。我能想象到中国读者会给这版译本挑毛病，正如我也可以给莎士比亚的中译本挑毛病一样，原文的精华是不可能原原本本传递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中的。……我很难想象还能有一个新的译本比这版更加生动有趣。是的，这版译文有的地方甚至充满了有点恼人的英国调调。……但是这部译文是有生命的。在未来的某一天完美的译文会出现，但在那之前，霍克斯版比其他版本都要好，感谢他!” 读者 NeverneverLand 书评：“杨译本读起来像是索然无味的释义，但霍克斯做了很多改变，尝试重构文中的俗语(带有一些英式英语的味道)，让角色的语言就像是日常生活里实际说的话一样。……霍克斯有一些翻译非常有创造性，同时也重现了原作的灵魂。” 总结来说，霍克斯译本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它更加 “自然”“接地气”，通过译者对文本的操纵让原文在另一种文化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化典籍外译目标受众是海外读者，理应要经受海外读者的检验。国内的许多外译译文并没有做到真正可读，可以供外国读者鉴赏的水平。吕世生认为：“只有成功地经历了多元文化视角的解读，传统文化语境下的经典文本才可能去除经典之前的限定语，才有可能进入世界经典文本的殿堂，接受对经典文本的膜拜”。未经全球多元文化视角的审视和解读，任何传统文化语境下的经典文本只能称之为“一元文化或地方文化经典”[8] (吕世生： 2017) 。
3)中国文化典籍外译选材的问题。文化典籍的翻译状况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由官方主导的外译外宣工作过于重视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政治意义，却没有认识到外译的中国作品本身也具有商品的属性，商品就应该遵循市场的客观规律，重视外国读者的阅读需求，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中国拥有几乎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宝库，但在外译选材方面没有找准方向，没有顺应国外对中国的“文化期待”。客观上说，国外一般民众对中国文化并不是缺乏兴趣，而是有很大的兴趣。比如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在海外，特别是在东亚以及东南亚地区有着规模不小的读者群体。但总的来说以零散的点为主，这些点并没有能够形成完整的系统。深度上也较浅，主要是海外民众出于文化猎奇心理，关注异域文化的一些表象，并不会去感受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理念与价值观等“无形的文化”，更不会产生认同感。
3 几点思考
针对上述几点障碍，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如下的方法进行应对：
1)充分认识到文化典籍外译翻译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转换的问题，更是文化交流的问题。在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我们不应该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好的，海外读者理所应当地就应该接受。相反，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在文化领域的边缘弱势地位，放下身段，避免强行灌输理念和价值观这种做法。各个国家的现实条件、历史传承各有不同，我们认为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对方的文化环境中不一定适用。“当你向一国民族提供翻译作品时，该民族几乎总是把它视为一种对本土文化的粗暴侵犯(Lefevere, Andre：2004)”因为，“这种翻译过来的‘舶来品’代表着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与本土文化对立，具有潜在颠覆性，必然遭到本土文化的强烈抵制 (ibid)。”[9] 不讲究方式方法的文化输出会引起警惕和敌意。从不加选择地把文化“送出去”向让对方主动有选择地“来汲取” 转变。
2)充分尊重海外读者的文化需求，尊重市场规律。中国外译作品要想在英美国家出版，首先需要满足英美读者的阅读需求。在现阶段，外译选材时应该选择一些可读性较强的，较为通俗的，能够集中展现中国“有形的文化”的文化作品，如神怪故事、武侠小说等，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国外读者的猎奇心理，以唤起海外公众的兴趣为主。同时将文化典籍走出去作为一个长期的，分阶段的过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输出“浅层看得见的文化”向输出“深层看不见的文化”层层递进。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文化“低俗化”的倾向。
3)译文“需要被润色，直到我们忘记它们是翻译作品，就像一扇明亮的窗户，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在我们和我们所视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什么(Jenner：1990)。”[10] 典籍的外译需要注重外国读者的阅读体验，这要求我们拿出去的译文质量要过硬，在忠实体现原作精神的基础上还要符合读者的口味，通顺、有当地语言的风味。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作品外译比较难达到这样的要求，应该更多鼓励中国译者与国外译者进行译本交流，中外译者协作翻译，甚至资助国外译者进行翻译，中国译者负责审校这样的翻译形式，允许译者对文本进行操作改动，有所取舍。因为与国内译者相比，国外的本土译者译出的译文更加地道，并且能够迎合外国读者的需求，能够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这种“保持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的做法，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外译工作现实的。
4 结语
以美国为首的老牌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甚至将维持“文化霸权”提升为国家战略。再以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例，日本在20世纪末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构想，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2009年提出“酷日本”的口号，经过民间机构与官方长时间的努力，使得日本文化产品，包括文化典籍、电子游戏、动漫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本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一环。一国的文化软实力，代表了一国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对内来说，国家软实力直接影响到民众对本国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对外来说，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塑造接收国民众的价值观和态度。提高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我国将要面临的又一项重大任务。
参考文献：
[1] Joseph, Nye. Donald Trump and the Decline of US Soft Power [EB/OL].
[2] 许钧. 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中华文化典籍外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 (5): 70-74.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11.1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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