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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一方面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学术在言必西方的浪潮中丧失了话语权。进入 21 世纪，中国学者围绕着中国文学研究“走出去”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中国学者所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角色，成为讲述中国新故事、展示中国新形象的“桥头堡”。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旨在让充满中国元素、中国特色、中国实践的理论体系引领世界学术的发展与走向，积极助推中国文学研究“走出去”，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文章通过梳理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化过程中，中外学者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阐释和研究中国文学的现状，总结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过程中的得失，可为中国文学研究 “走出去”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 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范式

　　前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问题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热点。中国学者在探讨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化这一议题中，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化问题被中国学者高度重视，主要驱动因素来自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话语权的建构诉求。曹顺庆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指出: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 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①20 多年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失语症”问题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热点问题，连季羡林先生都参与讨论并寄语后人: “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②诚然，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一方面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学术在言必西方的浪潮中丧失了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文论家积极创设与国际学界交流和对话的机制，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国际化批评策略与路径选择，阐释了中国文论的特色话语体系，正如王宁所倡导的: “应该以同行的身份积极主动地与西方文论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讨论，以便提出我们基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的理论建构”。① 21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发展渐成气候，话语体系建构也逐渐走向自觉，中国学者在各个学科领域里以开放的姿态、宽广的视野积极参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事业，尤其在哲学、翻译学、比较文学、管理学、声乐学、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领域，紧紧围绕着中国学术研究“走出去”的策略、进程、程度、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为中国学术的国际化影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国际化与话语建构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构建的诉求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学术界正在积极寻求一种更加有效的表达方式，以扩大交流、形成共识，促进中国学术“走出去”。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话语建构也逐渐走向自觉。正如吴晓明所说: “这种自觉实际上具有双重取向: 它一方面是批评性的，即要求批评性地检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 另一方面则是建设性的，它要求建设性地引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③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前提是彰显中国立场，整合传统资源，提出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在与国际学界沟通与互动过程中赢得国际学界的尊重。何为中国立场? 就是挖掘中国传统资源、重视中国文化身份、强调中国学术话语的本位，在全球化的今天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向世界奉献中国特色、中国风貌的原创理论体系。正如王岳川所言，和而不同的中国立场背后是追求“东学西传” 的文化输出: “重视原创性的思想创新和高层次的学术输出，保持文化生态而重建中国形象。”④

　　为更好地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走向国际，帮助中国学者面向国际学者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的话语立场，还由中国学者主导并成立了“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学伦理学批评正式走向国际。从研究会的机构人员构成来看，涉及国家有中国、美国、俄罗斯、挪威、爱沙尼亚、韩国、马来西亚等，而加入研究会的会员涉及数十个国家。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成立顺应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发展的需要，其核心宗旨是为构建中国学术理论体系服务; 同时，研究会遵循国际学术规范，以国际通行的批评术语、论证形式、话语表达，为彰显中国立场、讲述中国故事服务。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各个层面上国际影响力的逐渐提升，中国学者的声音开始得到西方学界的倾听，过去西方长期垄断国际学术界的局面有所改变。面对新的国际合作的环境，中国学者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围绕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同西方学者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作为文学研究方法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国际上得以迅速崛起，助推中国文学走向国际，主要得益于国际合作研究和国际会议的宣传，正如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聂珍钊所认为的，国际合作研究与国际会议召开具有三重意义: “一是借助研究成果的国际发表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推动中国学术 ‘走出去’。二是改变人文学科自我独立式的研究方法，转而走中外学者合作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学术的国际合作研究积累经验，实现中国学术话语自主创新。三是借助国际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的召开助推中国学术的海外传播，向海外展示中国学术魅力，增强中国学术的海外影响力。”④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文学伦理学批评由中国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提出并付诸实践，一开始该理论更多地被运用于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和阐释; 随着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西方学界广为知晓，西方学者也纷纷运用该理论研究西方各国的文学问题。但是，不少外国文学以外的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了解不多，甚至以为该理论只是适用于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实际上，无论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可以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其中的伦理问题。近年来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已经有了不少优秀的成果面世，但都零散地出现在国内的一些期刊上; 就西方读者而言，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下的中国作家作品研究有些陌生。因此，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相关英文专著或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相关英文成果，向西方学界推介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热门之一无疑是对莫言的研究。一方面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西方学界更加积极地关注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关于莫言作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下几点: 其一，莫言小说作品研究，诸如莫言小说的人物形象、语言特色等方面; 其二，莫言小说翻译研究，针对莫言小说的翻译尤其是英译研究，关注葛浩文的译本居多; 其三，莫言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莫言被大众关注也得益于其作品被改编搬上银幕; 其四，莫言小说的海外传播研究，主要从传播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莫言小说的海外接受与影响。

　　此外，中国台湾地区名刊《哲学与文化》( indexed by A&HCI) 2015 年第 4 期推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专刊，围绕文学伦理学批评展开研究，其中多篇论文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比如蔡晓玲的论文《“中国大陆移民”或“台湾外省人”———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看骆以军小说的身份认同》，研究中国台湾地区当红作家骆以军小说中所描写的台湾外省人及其后代微妙的伦理两难与认同矛盾。骆以军是台湾“外省人”第二代，成名于 20 世纪 90 年代，擅长书写台湾“外省人”的内心情感故事。作者以骆以军《西夏旅馆》中人头分离、人面疮等叙事情节隐喻台湾“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关系。②

　　三、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渐渐走向成熟，大量海外华文文学史撰写、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研究等成果表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成“显学”。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扮演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联系着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如饶芃子所言，“作为一个汉语文学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世界性、边缘性和跨文化性”，同时 “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兴起，已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现有各学科的发展”。②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主要有如下热点: 其一，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 其二，海外华文文学与族裔文学研究; 其三，海外华文文学与历史关系研究; 其四，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研究。此外，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分布研究方面，加拿大、北美、东南亚等区域范围内的华文作家成为关注热点; 同时，海外华文女作家研究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比如伍慧明、任碧莲、严歌苓等作家获得了较多的关注。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一支正在崛起的研究队伍来自东南亚学界。东南亚华文文学，尤其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研究获得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几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学术研讨会和《外国文学研究》等国际学术期刊上频频发出不同的声音，引发热议。中国台湾地区的《哲学与文化》杂志推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专刊中就选登了两篇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论文。这两篇论文都是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多元民族文学中的伦理问题。潘碧华的论文《本土与原乡: 论吴岸诗歌中的伦理抉择》，以马来西亚著名诗人吴岸的诗集《残损的微笑》为研究对象，分析吴岸诗歌中马来西亚华人如何在原乡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做出伦理选择并获得身份认同。作为第三代华人，吴岸诗歌在东南亚华人作家中极具代表性。同样，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潘碧华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林德顺的论文《身灵归处: 贺淑芳小说〈别再提起〉与多元族群伦理探讨》，与潘碧华研究老一辈作家相呼应，以马来西亚华文文坛新近崛起的青年作家贺淑芳的《别再提起》为对象，探讨马来西亚多元族群关系的伦理纠结。其论文分析了小说中所阐释的非主流价值受强势价值排挤背后是不同宗教价值的冲突，引发读者对公权力过度干预族群伦理秩序进行反思。这两篇论文堪称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典范之作，为当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参考。正如聂珍钊指出的: 这些论文“应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术语，对文学文本重新解读，发掘其中蕴藏的伦理价值，寻找对我们现实社会的道德启示”。② 它们一方面帮助了中国与东南亚学者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解与运用，另一方面提升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结语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在与世界交流过程中，需要自身拥有独立的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但现实语境却往往不尽如意。几十年以来，大量西方理论涌入，中国学界早已意识到中国文学研究缺失原创话语理论的问题，但始终摆脱不了西方话语理论的垄断。“理论原创性的焦虑在强化并蔓延，文学理论界深陷某种‘认同危机’之中。”③ 文学伦理学批评自创建以来，积极地加强理论构建并付诸实践，成为中国学术走向国际的重要力量。其一，由中国学者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一开始就提出并阐释原创性的学术观点，富有创建地提出一系列批评术语，其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学术走向国际的话语体系问题; 其二，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外学者的努力下创建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并在研究会的主导下召开一系列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其解决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走向国际的合作机制问题; 其三，文学伦理学批评积极组织中外学者进行专题研究，与国际知名期刊密切合作，整合资源，不断推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国文学的最新成果，其解决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走向国际的合作渠道问题。曹顺庆指出中国文学“失语症”引发争议恰恰说明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问题任重道远。中国学者如何更好地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一是以中国本土的文学基本话语形态为主导，结合中国当下的文学实际展开纵贯历史的理论总结和归纳，二是要有海纳百川的世界眼光，在中外文论的对话中突出并发展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精神。”①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问题并非一时可以达成，但我们坚信，中国学界构建的学术“中国梦”一定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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