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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红楼梦》中形象较为完整的侠客主要是倪二和柳湘莲。程高本中，倪二由市井义侠蜕变为无赖泼皮，柳湘莲的人生悲剧也修改为仅因误会所致。这对脂批本的初衷有所偏离。这种偏离有意识地遮蔽了他们的侠客身份，模糊了侠客的身份危机。这种续写与改动总体上掩盖了明清文化转型期的种种文化思潮的复杂性，试图营造太平盛世的幻象。这有悖于曹公的原意。

　　关键词:《红楼梦》; 侠客; 身份危机

　　《红楼梦》是封建末世的一本百科全书，是“封建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化转型的形象写照”[1]。这种文化转型在侠客形象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每当社会转型、历史转折即礼崩乐坏的所谓乱世之际，或者民不聊生甚至民族危亡之时，侠文化总是由隐而显焕发出勃勃生机。”[2]《红楼梦》中的侠客形象同样在大厦将倾、末世将至时散发着勃勃生机。 “自宋以后，‘侠’的精神不但继续进入文人学士的灵魂深处，而且弥散在整个社会，影响着各阶层、各行业的人。”[3]376《红楼梦》二十六回脂批曰: “前回倪二、紫英、湘莲、玉菡四样侠文，皆得传真写照之笔。”[4]269倪二是市井小民，紫英是将门子弟，湘莲是没落的世家子弟，玉菡是职业优伶，社会地位和职业相差甚远，但侠客是他们共有的文化身份。前八十回中，倪二仗义借银，湘莲惩恶扬善，都是侠义精神的体现。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中，倪二沦为无赖，玉菡与紫英的行为似乎也称不上侠客，湘莲的人生悲剧也只因误会所致，侠客形象并不出彩。究其原因，高鹗试图延续繁华盛世的幻象，有意识遮蔽了他们的侠客身份。这种遮蔽扭曲了人物形象，并模糊了文化转型时期侠客的身份危机。

　　一、倪二的身份蜕变

　　倪二是贾芸的紧邻，其首次出现在第二十四回，回目中特意点明“醉金刚轻财尚义侠”，彰显倪二侠客形象的意图非常明显。当时贾芸去舅舅家赊香料不成反被奚落一番，正心中烦恼，撞上了倪二。当贾芸告诉他自己平白得了没趣儿时，倪二的回答既有除暴安良的侠气，也有市井泼皮的戾气: “不妨不妨，有什么不平的事，告诉我，替你出气。这三街六巷，凭他是谁，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离家散! ”[4]239得知事情原委后，倪二愤愤不平之余主动提出借钱给贾芸，并且说: “这银子我是不要利钱的，也不用写文约。”[4]239随后贾芸用倪二借的银子买了香料，讨好凤姐，谋得差事，如数归还了倪二的银子。这段情节文字不多，却将倪二的形象塑造得极为丰富。

　　贾芸与倪二两人虽是紧邻，但素无银钱往来，这是他们第一次银钱交往。当倪二主动提出借钱时，贾芸只将其当作一次放债行为，打算写借契日后加倍归还。便是倪二声明不要利钱，贾芸收了银子后还是心内犹豫，唯恐他醉中慷慨事后懊悔。脂批: “芸哥实怕倪二，并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也。”[4]240这种怕，归根结底是因为两人道不同: 贾芸是贾家的旁支族人，“金盘虽破分量在”，银钱方面一向小心。倪二则是在赌场放高利贷收利钱，吃酒打降，即受赢家酬谢替赢家打服赖账的输家，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他绰号醉金刚，金刚怒目，打降收利息没少使用暴力手段。贾芸作为想重振家业的世家子弟，唯恐生事，对倪二之流平日里也多有回避。倪二对此心知肚明: “你我作了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头有名放账，你却从没有和我张过口。也不知你厌恶我是个泼皮，怕低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你怕我难缠，利钱重?”[4]239 贾芸自然不能驳倪二的面子，称赞他素日“相与交结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为的人”，自己 “这等无能无力的你倒不理”[4]240 。对这等场面上的奉承话，倪二则直言戳破: “我却听不上这话。既说 ‘相与交结’四个字，如何放账给他，使他的利钱! 既把银子借与他，图他的利钱，便不是相与交结了。”[4]240 这一番话清晰地道出了醉金刚的义利观。对那些“有指望的人”以本求利是职业往来，对自己青眼之人并不收利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方是他“颇颇的有义侠之名”的由来。

　　高鹗所续的程高本中，第一百零四回中倪二再次出场时，其形象发生了翻转。他恃酒撒赖，躺在街心，讹诈衙役不成，反被贾雨村命手下“着实的打了几鞭子。倪二负痛，酒醒求饶”[5]1340 。他妻女找贾芸去荣国府求情未果，倪二得知后怀恨在心俟机报复，“小鳅生大浪”。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在高鹗的笔下，当初倪二虽不曾受贾芸的利钱，图的也还是利，毕竟贾芸是宁荣两府的族人，遇事的时候借此人脉可求助于宁荣两府。一旦贾芸无所作为，倪二就彻底翻脸。这分明是泼皮无赖的形象，哪里还有一点义侠的影子。脂批本中的倪二形象只能从脂批中做一些猜测。按照靖本脂批，日后荣府事败时，贾芸仗义探庵，醉金刚有可能是其重要助手。想必两人经过这番银子的一借一还，确定对方可以做道义之交。倪二对贾芸青眼有加另眼相看，如果图的不是贾芸身后宁荣两府的人脉，那么便是贾芸自身为人行事有可取之处。贾芸空有世家子弟身份，父亲早逝，舅舅对于孤儿寡母不仅不帮助还只怕没少占便宜，这种生活让贾芸不得不承担家庭生计重担。贾芸讨好贿赂凤姐、谄媚宝玉、私下与小红定情之举等都颇惹人非议。不过贾芸虽有功利之心，亦有可赞之处。他体贴母亲，正如脂批所言: “孝子可敬。此人后来荣府事败，必有一番作为。”[4]241 他为人并不轻狂，与贾芹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同族的贾芹领了差事，拿到二三百两银子后，“随手拈一块，撂予掌平的人，叫他们吃茶罢”[4]228 。后来行事更为荒唐: “夜夜招聚匪类赌钱，养老婆、小子。”[4]502 贾芸见了银子，却没有如贾芹一般肆意挥霍，而是“次日一个五鼓，贾芸先找了倪二，将前银按数还他”，随后“出西门找到花儿匠方椿家里去买树”[4]243 。他的差事是在大观园中栽花种树，其为人行事恰在贾府众人眼中。宝玉、凤姐中了马道婆的咒术，“夜间派了贾芸等带着小子们挨次轮班看守”，由此可见贾芸行事勤谨，为人本分。贾芸经过借钱一事，可能也重新认识了倪二其人。

　　倪二的职业让贾芸对其敬而远之。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放贷其实也存在着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带有诈骗和威胁性质的“套路贷”，放债目的不在于尽快收回本金和利息，而是有意识让借款人拖延还款日期，辅之以诈骗、威胁等种种手段，最终让借款人卖房卖地倾家荡产; 另一种是以赚取利钱为目的， “选择短期内有付息还本能力的客户贷出钱款，对可以生息的微薄本金和放债时日，也都精细地利用。不投资于贫弱小民，以避免资金积压落空”[6]，其实质是今日金融业商人的雏形。如是前者，倪二醉后借钱给贾芸只是一时之善念，其人仍是市井无赖。如是后者，那么倪二所代表的就是需要不断流动商业资本，天然与农业社会及其礼法秩序相对立的新兴力量。社会转型期，倪二对侠客的身份存在着认同危机。这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其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在封建社会中，商人地位本就不高。倪二所从事的放高利贷、吃酒打降的生计，更是接近黑社会，普通民众唯恐避之不及，社会中上层多以无赖视之。另一方面，倪二的身份焦虑还来自传统侠文化在财富观念上的差异与排斥。

　　从侠的历史形成来看，财富是侠不可或缺的基础。《史记》中战国时期“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7]371 。东汉时期豪族大姓被誉为侠，轻财结客借此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不过侠之为侠，显然不能单靠财富笼络人心，否则“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7]372 。侠客们一面轻财好施，慷慨大方，一面声色犬马，恣意享乐，形成了对财富的双重态度。他们借寻欢作乐、兄弟通财来享受身心自由和实现初步的平等理念，对禁欲主义进行反叛，其实质是对财富的蔑视和超越。不过这种财富观也有风险，容易让侠客沦为受人钱财为人办事的土匪、刺客等。柳湘莲便是符合这一传统的游侠。他仗义疏财，纵使自己一贫如洗，也料理照看朋友秦钟的孤坟。他不拘小节，和薛蟠成了真朋友后对薛家物质上的帮助也欣然接纳。倪二的财富观念与湘莲这类认可共财之义的侠客截然不同。他带有商品经济时代的特征，经济交往具有亲兄弟明算账的缜密，强调契约意识。中国农业社会“从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务斯轻”[8]74 ，而商业社会更看重财富的流动与增值。脂批: “如今专( 原误单) 是亲友言利。不但亲友，即闺阁中亦然。不但生意新发户，即大户旧族颇颇有之。”[4]240 人人言利，这既是工商业迅速发展的现实情形，也离不开阳明左派等思想解放潮流之影响。倪二非传统侠客，作者却特意在回目中点明其侠，且庚辰本回前总批额外强调: “今写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侠’字，则大有深意存焉。”[4]235 这种深意是“在于使人们更新传统的商人与义侠的陈腐观念”[6]。

　　曹雪芹本意是借倪二这一形象丰富侠的文化人格，肯定侠的市民性。但是，高鹗有意无意地背离了曹公的原意，将倪二作为文化转型期的新侠客的合法性完全否定，在续写中翻转了倪二的形象。

　　二、湘莲的身份悲剧

　　《红楼梦》中柳湘莲的名字在第一回的脂批中就出现了。甄士隐历经女儿被拐、家业凋零、世态炎凉后重遇跛足道人，听其《好了歌》觉悟之后对其进行注解时有一句“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脂批: “日后: 言父母死后之日。强梁: 柳湘莲一干人。”[4]12 这点明了湘莲的强梁经历。柳湘莲第一次正面出场是在赖大家的乔迁宴上，赖家请了“几个现任的官长并几个世家子弟”作为贾府众人的陪客。他是世家子弟，也是贾府各位爷们的熟人，与宝玉私交甚笃。论地位、论情谊，赖家请他做陪客都是极合适的。既然是陪客，也可见父母过世后，湘莲不走科举为官之路，家境衰落，身份也已降低。湘莲待朋友极为仗义。秦钟年少夭折，族人稀少，身后事更是人走茶凉。唯独湘莲还惦记着雨水勤了坟站不住，花钱修坟，并在远行前提前打点好上坟的费用。他天性叛逆，喜欢串戏，且串的都是生旦风月戏，被人误会成社会地位低贱的优伶。呆霸王薛蟠以风月子弟视之，并试图狎玩侮辱他。湘莲将计就计将薛蟠哄骗出来，痛揍一顿，逼得薛蟠求饶: “好老爷，饶了我这没眼睛的瞎子罢。从今以后我敬你怕你了。”[4]451 虽然有着这样的前因，薛蟠在平安州被强盗洗劫时，湘莲不念旧恶，“把贼人赶散，夺回货物，还救了我们的性命”[4]627 。两人冰释前嫌，“结拜了生死弟兄”。至此，曹公已经将湘莲塑造成一个典型的侠客形象。他嫉恶如仇敢于反抗，教训薛蟠这个恶少毫不手软，却又顾及朋友宝玉的情面，下手颇有分寸。他路见不平仗剑相助，不仅救出了薛蟠和伙计，还帮他们夺回了所有货物。

　　有学者认真研究了湘莲救薛蟠这个情节后提出: “这事‘奇’得确实有些蹊跷: 按常理，湘莲以一人对‘一伙’，武艺再高强，多少会有一番厮杀格斗，但他却不费吹灰之力，轻易就夺回货、救出人，并且仅仅把贼人‘赶散’，而不是杀散打退。”[9]他因而认为曹公虽未直写，但暗指柳湘莲已悄然行过强梁之事。也有研究者认为: “柳湘莲在后四十回中完全有资格作强梁，四十七回中柳湘莲的出走，就是与强梁为伍的一点伏笔。”[10]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湘莲的强梁经历必定与侠客身份脱不了干系。历史上，侠客与刺客、土匪渊源甚深，与朝廷关系紧张者居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侠的政治认同其实是在个人自由的私义与家国秩序的公义之间摇摆。从韩非子的“侠以武犯禁”到司马迁的“不轨于正义”，都指出了侠对于私义的认同。自东汉后侠不入史册，但这并不意味着侠的消失，也不意味着朝廷放弃了对侠进行政治上的拉拢和文化上的规训。到了宋朝，这一行为获得了成功，梁山好汉首领宋江被誉为忠义无双，侠的文化人格里已经包含了对忠君报国的政治认同。明清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继续沿着这一方向规训侠客。清朝的思想统治日益严密，不仅要求侠客尽忠，还要求其守礼。在清朝的侠义小说中，侠客不仅遵守君君臣臣的大秩序，而且严格遵守官僚体系内部的小秩序，侠沦为清官的附庸和打手，是武功高强的名教中人，丧失了侠之为侠的个体意识。这种规训实质上剥夺了侠对于个人自由的认同，侠文化也就萎缩蜕变。这种规训遭到了传统侠客的反对。湘莲喜串生旦风月戏文，交朋友不拘身份等都表现了他对自由的追求。这种个人自由，是出于人之天性，是传统侠文化的思想资源，也受到晚明以来的人文思潮的影响，体现出对“自然本性”的追求。

　　湘莲本是世家子弟，“训有方”说明他幼承庭训，接受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因此他的思想里不乏对家国秩序的认可，他的强梁之行更大可能是对贪官污吏的反抗，而不是对忠义的否定。虽然后四十回散佚，但是前八十回已经展示了湘莲回归主流秩序的努力。历史上的侠客，到中老年的时候，“一部分人失去信念，改弦易辙了; 一部分人以武犯禁，被朝廷捕杀放逐，不见于史传了; 经过淘洗剩下的真正大侠，不肯与朝廷合作……”[11]。薛蟠与柳湘莲兄弟结义后，“给他寻一所宅子，寻一门好亲事，大家过起来”。这看似薛蟠的主意，但不是薛蟠的自作主张，而是湘莲打算告别萍踪浪迹居无定所仗剑走天涯的侠客生活，居家过日子。湘莲结亲是暂时隐匿自己的侠客身份，还是放弃自己的个人自由，遵守家国一体的礼法秩序呢? 这两种选择，无论哪一种都是悲剧。封建社会制度成熟，侠的社会生存空间日益萎缩，湘莲暂时隐匿自己的强梁经历迟早会遭到官府的清算。更为悲剧的是，即使湘莲打算成亲安居守礼而为，他也未必有可以退守的家园。湘莲作为传统侠客，并不重情，他退守家园需要缔结合乎礼法的婚姻。他需要的不是年少为侠时随意要求的绝色美人，而是一位贤妻。

　　脂批本中，尤二姐和尤三姐是父权社会的弱者，是贾珍淫威的受害者，也表现出一定的享乐主义特征。尤二姐性格软弱，接受主流礼教伦理的教育，却贪图富贵安乐生活的享受。在那个婚前从父的时代，她自幼丧父，只能听从母亲与家长贾珍的摆布，成了贾珍父子的玩物。她与贾琏成婚后，温柔体贴，贤惠持家，却又自责负疚于婚前失贞。尤三姐则比姐姐进步: 她看穿了贾珍、贾琏等父权制家长的丑恶嘴脸; 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咱们金玉一般的人”; 她肯定自己的欲望的合理性，“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撒落一阵，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竟真是她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她”[4]620 。正如她与母亲和姐姐所言: “趁如今，我不拿他们取乐作践，准折到那时，白落个臭名，后悔不及。”[4]621 她戳破了贾珍、贾琏的遮羞布后，“打了银的，又要金的; 有珠子，又要宝石; 吃的肥鹅，又宰肥鸭; 或不趁心，连桌一推; 衣裳不如意，不论绫缎新整，便用剪子搅碎了，撕一条，骂一句”[4]621 。这是尤三姐的反抗，这种反抗中有着欲望的放纵，也有找不到出路的绝望。她用心感知了善恶，却“也要自寻个归结，方是正理”[4]621 。当她完成了自我择夫的叛逆之举后，依然是要循礼的。尤三姐眼光卓绝，看不上贾珍、贾琏等滥淫之徒。她能理解宝玉对女儿的呵护，却也知道宝玉绝非她的良人。柳湘莲便是尤三姐为自己寻找到的归宿。湘莲，一个打算回归家国秩序的传统侠客; 三姐，一个新人文思潮影响下的“淫”女，他们结合的悲剧是文化转型时期的必然。

　　程高本中，尤三姐总体上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是一位略有小瑕但大体守礼的儒家烈女。“三姐儿虽向来也和贾珍偶有戏言，但不似他姐姐那样随和儿，所以贾珍虽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自讨没趣。”[5]845 三姐自陈: “我所以破着没脸，人家才不敢欺负。”[5]851 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中，湘莲误信流言，错失刚烈贤妻。高鹗将湘莲与尤三姐的悲剧归于阴差阳错的误会。这种改动抹去了曹公原文中湘莲身为传统侠客的悲剧必然性。湘莲举步维艰。作为世家子，他不能完全抛弃旧有的礼法秩序，彻底走上侠客强梁之路。作为游侠，他仗义行侠潇洒走天下的理想受到残酷压迫，他想退步抽身回归家园时，又遇到了新思潮影响下的尤三姐。这种新思潮在解放人性时也带来了性放纵的潜在风险。

　　他截发修道飘然远去，有对三姐之死的自责，有对背弃诺言的内疚，有侠客理想难以实现的郁闷，也有在新思潮之前的不知所措。因此，湘莲的悲剧是传统游侠在新旧思潮之间迷失自我的身份悲剧。

　　三、结语

　　文化转型意味着新旧文化思潮交会发展，原有的社会管控和文化规训产生裂缝。作为大众文化代表之侠文化亦是如此，新型侠客不断滋生，传统侠客日渐迷惘。他们的身份危机时期，既是焕发生机的时期，也是其遭遇困境的时期。这只能为诸如曹公这样敏锐的先驱者所觉察。据记载，曹公为人颇有侠气，“素性放达，好饮”[12]37 ，《红楼梦》是他于“风尘碌碌，一事无成”时回忆曾经“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而作。美好青春的回忆，家族衰亡的无力，审美自由的执着，诸多复杂情绪使其谱写出《红楼梦》。程高本中对侠客形象的改变意味着续书作者还沉浸在繁华盛世的幻象中，试图以礼教延续社会的长治久安，丝毫不觉末世将至。这明显有悖曹公原意。

　　参考文献:

　　[1] 王启忠.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转型时期的形象写照: 试论《红楼梦》文化系统中异质新态的历史价值[J]. 红楼梦学刊，1996( 2) : 65 - 77.

　　[2] 杨经建. 侠文化探微[J]. 中国文化论坛，2003( 2) : 73 - 78.

　　[3] 余英时. 侠与中国文化 [M]/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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