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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传统水利事业历史悠久，但19世纪中叶后，由经验科学指导、侧重于限制下游洪水泛流的治河理念已不可为继。民国前期，中国本土水利人才为解决水利事业的实际需要，在引介西方水利工程技术的过程中，主动更新工程理念。中国第一座新式大型水库——官厅水库的早期规划即反映了这一过程。官厅水库的早期规划，不仅发展了清中后期萌发的筑坝拦河思路，使其在近代社会变迁与西学东渐进程中渐趋可行;并且在技术突破和工程论证中引发了观念层面的变化：以径流调控和流域治理为宗旨、地形水文测量为规划依据、重视工业经济的水利工程理念随之产生并逐步强化。官厅水库的早期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水利工程现代化的历史特殊性。

　　关键词：近代 水利史 工程理念 官厅水库

　　工程理念贯彻工程活动的始终，是工程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工程活动的灵魂。[1] 中国传统水利历史悠久，工程理念发展成熟较早：其价值目标旨在限制洪水泛流、利用水土资源、增加灌溉面积等;防洪治河较限于下游;规划依据以感性经验居多;顶层设计则基于农业经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发展水利的主体目标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传统水利工程建设却已趋于失效;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却经历着深刻变革，工业经济因素增长，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促发了水利工程理念的革新。由此开始，中国水利史也进入一个重大转变阶段。

　　近年来，学界对这一转变阶段的研究，较多注意于水利科学家、学术教育机构发展、水政变革、流域治理等问题，探讨水利工程理念变革的成果则不多见。事实上，水利工程理念的变革对各流域治理具有协同性影响，一些典型工程具有先导作用，例如，在探索新式水利管理与流域治理较早的海河流域，水利科学共同体实践新技术，在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方面首开先河，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即是典型代表。官厅水库作为根治海河的关键工程，使一度威胁北京的永定河水患得到控制，一向被视为共和国水利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对其工程理念从早期萌芽直至逐步具体、明晰化的过程进行探究尤为必要。因此，本文拟通过梳理晚清到民国前期官厅水库的构想规划，进而管窥中国近代水利工程理念的变革过程，希望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水利工程现代化的历史特殊性。

　　一、官厅拦河筑坝思路缘起水坝水库工程体系(Dam-Reservoir System)的大量出现，无疑是现代水利造物活动的突出特征之一。永定河官厅水库的规划，可追溯至清中后期筑坝蓄洪方略的产生。传统治河手段的失效是其重要动因。

　　1. 防洪治河陷入困境

　　中国传统水利事业衰落的因素主要有三：国力日衰、财政支持减少;遭遇技术瓶颈、人才匮乏;人地矛盾加剧、水环境恶化。对永定河而言，水环境恶化这一因素尤为突出。北京成为政治中心后，永定河上、中游环境破坏日趋严重，下游则迫于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发，进行大规模筑堤。至清康熙年间系统性筑堤，虽然有助于控制洪水，却对海河流域水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影响。清中叶后，永定河防洪减灾已捉襟见肘。主要表现在：

　　其一，传统治河工程不可为继。筑堤束水是明清时期治河方略的主流。明代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治水思想，把筑堤但求安全的消极防御思想发展为积极的治河手段。[2] 清前期永定河堤防工程设计，一定程度上即以“束水攻沙”理论作为前提。然而，永定河堤“两岸相去，远者宽不过二三里，近则连河一半里至数十丈不等”，[3] 宽缩无律，与潘氏治河旨趣不符。而且，“清河之势涣，与龙凤河合流，而二河之势弱，固不能收以清刷浊之益。”[4] 堤防对河流的治导作用难以发挥，且以牺牲下游淀泊为代价，“不为全局计，而只为一河计”、“于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即永定一河亦自不胜其病”。([4]，p.109)人地矛盾加剧后，水利工程陷于被动防御：“筑堤讵得已?皇祖为民计”;“堤长河亦随之长，行水墙上徒劳人”。[5] 束狭河身后，耕地、民宅势必向滩地发展，弃守两难。

　　其二，经验科学指导下的粗放型规划已难支撑工程决策。海河各支流“众水朝宗”的地理形势本就对防洪不利，号称“小黄河”的永定河又对海河全局举足轻重。系统筑堤后，泥沙长驱直入淀泊，阻塞大清河出路，威胁南运河安全，实难统筹兼顾。雍正四年虽谕令“引浑河别由一道入海”，([3]，pp.398-399)却因关涉漕运，规划困难，“下口仍然归淀”。([4]，p.110)乾嘉以后，永定河下口停沙、水流不畅的情况日趋严重。“凡低洼之区可以容水者，处处壅塞，已无昔日畅达之机”;欲挑挖河道，又因对地形、水文知之不详， “旋挑旋淤，终归无济”。[6] 道光、同治年间也有数次人工改道，却始终未解决下口淤塞问题，使“河至今日，几无出路可寻。”[7] 在传统经验科学指导下，“若大兴工作，诚恐无此财力，徒筑缺口，而缺口既多，引河太长，亦非巨款莫办。”([6]，p.351)因此，“另辟一道入海之谕，终以治河诸臣胸无把握，未敢决策。其测算之不精详，可想见也。”[8] 既然财匮力绌，规划依据又不充分，只能退而暂求消极防御。

　　2. 拦河筑坝呼声渐起

　　乾隆八年，直隶总督高斌提议，“宣化境内之黑龙湾，怀来境内之和合堡，宛平境内之沿河口三处，皆两山夹峙，中经二十五六丈。其全河之水一线东趋，舍此更无别路，乃天成闸坝关键之地。若于此三处山口，就取巨石，错落堆叠，仿佛竹络坝之意，作为玲珑水坝，以勒其汹暴之势，则下游之患可以稍减。”([3]，p.477)这是横截永定河干流的最早方案。其意图并不在分洪，而在滞洪，即削减洪峰流量，初步反映了径流调控的理念。清政府即于永定河与妫水河汇流处(今官厅水库内)试行。尽管该玲珑水坝在乾隆十二年就因冲毁而废弃，此真知灼见却为有识之士所重视。

　　同治十二年，筑坝拦洪又被纳入备选治河方案。直隶名宦邹振岳发展了高斌筑坝思想，提出 “若于上游，段段置坝，层层留洞，以节宣之，使其一日之流，分作两三日;两三日之流分作六七日，庶其来以渐，堤堰可以不至横决。”经官员查勘，卢沟桥七十里以上的石瓮崖处两山对峙，“若于此处置坝，极为得势。”([6]，p.393)然而，进一步详勘得知，该处“河底旱滩，皆乱石淤沙，并无大石绵亘平铺”;“如崖下置坝，将来水势抬高，恐不止增一倍，则于民房、商贩、煤窑，种种碍事之处甚多。”([6]，p.395)何况高斌玲珑坝失败在前，政府未敢尝试。光绪十九年，许振祎、周馥曾受命再次履勘怀来山峡，详查筑坝拦洪的可行性，结论是“虽有乌获孟贲之勇，亦苦立足无地”，([7]，p.293)不能建坝。二十五年，黄思永又建议， “与其由空峡地岸设防，不如于山间夹沟筑坎，使有节制”;“坝以本山乱石叠成，拦以木桩。或以柳条编成簖式，使其罅能过水，急流缓泻，下游自无暴涨之患。不用条石，工料亦省”，([7]，p.333)但未实施。陈潢有云：“河不可拦。”[9] 中国古代虽不乏拦水堰坝建筑经验，可是，在河道单宽流量流速大、不便施工的山谷，仅凭传统技术，要横拦干流，极为困难。因此，晚清官员“考之治河诸书，亦未见有拦河筑坝之法。”([6]，p.395)然而，在“屡经修治，迄无一劳永逸之方”的形势下，时人认为这种思路“未始非补偏救弊之一策”、“未尝不可采择而行，期于河工有益”。([7]，pp.333-334)这反映了晚清政府转换治河思路的尝试，对河流中上游的重视程度增强。

　　二、官厅拦洪水坝进入工程规划

　　水坝水库工程体系的建造，既需近代坝工技术知识，也需要综合规划、调控径流的近代工程理念。前述永定河筑坝拦河方案迟迟未能实施，既因技术条件不足，“水大则易于冲坍，坝工既难经久”;([7]，pp.333-334)也因视野所限，对削减洪峰流量认识不足，易将筑坝与“开渠”、“分水”划等号：“和合口以上，一片平沙，沙外即山。如欲引水治田，则无田可耕”;“实不能建坝分水”。([7]，p.333)筑坝削减洪峰的方案要切实可行，须近代高坝大库出现。[10]

　　1. 近代坝工技术与水库防洪理念的传播

　　洋务运动时期，近代西方水利技术传入中国。除水泥、挖泥船外，国人也注意到英法等国的坝工技术。此时，世界建坝潮流已经兴起，1893年《益闻录》与《万国公报》报道了英属印度佩里尔坝的建造，记录其“中央以泥土沙灰碎石为之”、“再用石门答土安砌”[11] 等技术细节。1898年，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勘查黄河，其后提出，上游“应否建设闸坝用以拦沙，或择大湖用以减水，亦应考求。治河有此办法，理合声明。”[12] 同年，《格致新报》也刊登了阿斯旺旧坝兴工的消息。值得注意的是，该坝设计目标本以灌溉为主，[13] 国内报道却着重谈防洪，强调尼罗河“涨则一片汪洋”、“此水平治甚难”;埃及造坝蓄水是“冀永免泽国坼地之患”。[14] 管窥所及，可知当时国人对水利工程的希求方向。对水库防洪的真正理解始于中国水利专业人才。20世纪初，全球水坝水库工程建设迅速发展。早年留学海外的杨豹灵、李仪祉等人均注意到此类枢纽工程对中国水利的意义。1915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下称“河专”)成立，致力于培养“熟谙吾国河流之历史地理”[15] 的本土水利人才，支撑现代水利规划设计的工程知识也随着现代土木水利人才的增加而传播。李仪祉在“河专”课堂上讲授了“Reservoir”工程，以“陂”、“塘”诠释，并启发学生思考更适宜的译名，汪胡桢想到用“水库”二字概括这种“蓄潦济旱能发电”[16] 的工程，与中国旧式陂塘作出区分。“河专”学生还曾自制水库模型。

　　1917年，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天津租界受灾。时任全国水利局技正的杨豹灵在查勘水势后提出，“治理之法，其要有三：一于上游诸山造林，一于山峡间筑堵垣，一于适当地建水库，使水之挟沙既少，而又有水库以澄清之，则淤垫将次已矣。”[17] 1918年赴康奈尔大学攻读水利及卫生工程的徐世大，也以《筑湖防水论》作为其学位论文，并将部分章节发表于1919年《中国工程学会会报》创刊号上。1921年，南通保坍会孙寿培在《河海月刊》译介了美国迈阿密地区的水库防洪，载录其混凝土筑坝蓄水、涵洞泄水设计，注称“足为吾国取法者”。[18] 1923年《水利杂志》上介绍防洪工程手段时，“作坝”与“蓄水池”的顺序已在“人造泄水沟”与“河堤”之前。[19] 水利专业人才对水库工程的重视与宣传，使水库防洪方案及其水工原理渐为人知。不过，民初水库防洪思路尚不能称作成熟的工程理念。1915年，荷兰工程师方维因(Van der Veen)查勘华北各河，规划水利。其助手汪胡桢曾提议水库方案，但他认为费用浩大，“恐怕贵国负担不起”。[20] 1917年直隶大水后，方维因虽指出 “缺乏天然蓄池”为洪灾原因之一，肯定“人为蓄池” 的效用，但认为“中国北部之地势，极不宜于大蓄池之建设”——可供施工的旷地不足，且须筑高坝才能见效，费用过大;而“最不利于蓄池之点，即河流夹带泥沙极多，蓄池虽建设完备，不久亦为泥沙淤满。欲去此淤泥，其工程极大，且需每年排除一次，否则随去随淤，仍属无效。”[21] 杨豹灵虽曾将水库与造林、筑垣并列，也顾虑“筑堵垣也、建水库也，工巨费繁，日久仍失其效。三者中，尤以造林为最适宜、最便利之举。”[17] 这固然受民初植树造林思潮影响，却也说明，因建筑高坝、管理水库淤积等关键技术的支撑不足，时人对水库防洪仍乏信心。

　　2. 官厅拦洪坝工程方案提出

　　1918年3月，在熊希龄督办海河流域筹赈救灾与河工讨论的基础上，顺直水利委员会宣告成立，“以新法改良河道”。[8] 该会技术人员虽以外国工程师领衔，亦有中国专家;地形水文测量人员则以本土青年人才为主，须恺、许心武、顾世楫等“河专”毕业生都曾任职。这使该会兼具传播新技术与熟稔本土河情之长。鉴于粗放型规划导致治河失败的惨痛教训，“治河必先事测量”已深入人心。该会筹备期的会议上，中外人士均申明 “必须以测量定施行之标准”、“无论如何应先设一测量局”;[22] “究竟何处宜开新河，何处宜恢复原状……总难决定，所以此刻入手办法，非测量不可。俟测量工竣后，才可讲到工程上的办法。”[23] 顺直水利委员会1918年在海河流域开设了13 处流量站，到1920年，流量站、水标站共增至41 处。[24] 永定河流域地形施测了天津到卢沟桥河段。在此基础上，该会粗略估计了永定河泄水量与最大洪水量，制定两点防洪目标：规划河槽、减少洪水泄量与烈度。对后者而言，提出的对策主要有“造林”和“建筑蓄水区”两项，造林方案排序在前。而蓄水区“应造在何处，虽无精确资料，以供研究;但诸河属山岭流域之中，必能觅得适宜之地点，可以确信无疑。”[25] 从1918年到1921年，顺直水利委员会还考察了直隶各河挟带淤泥量，并在永定河官厅及其以下河流取样，初步分析了河中泥沙成分比例与颗粒性质，绘制了淤泥在静水中的沉淀速率曲线。([24]，pp.20-21)尽管该会从事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泥沙下行量“推测北直隶湾西部尚有若干年可以通航，又是否可使直隶诸河挟淤量……尽数入海”，([24]，p.23)但也为了解水库淤积提供了基础。

　　1924年，中国发生全国性大洪水，永定河上下游均成灾，张家口市内街道被毁，日本领事馆宿舍坍塌。[26] 这次水灾的突出特征是短时间降水急剧所致山洪爆发，当局对此十分关注，怀来官厅首设观测站。受益于洪水期间的及时观测，顺直水利委员会得以获知洪峰流量流速，得到了对水利规划极为有利的数据——7月13日暴雨时，官厅以上流量为5750m3/s，但经过官厅时，已减为4300 m3/s。([24]，p.71)因此，“苟有怀来境内之贮水库以控制之，则在三家店之最大流量可减少至每秒三千五百立方公尺”;若再将卢沟桥和金门闸间的流量耗损计入，并将旁泄小清河、金门闸减河的流量减去，则“在金门闸以下之永定河流量不过每秒一千三百立方公尺;再减去若干为土吸收及其他耗损之量，则在沙涨地之西端双营附近，永定河之最大流量当仅有每秒一千一百立方公尺矣。”([24]，pp.71-72)实证研究与定量方法的使用，使水库防洪的前景变得信然可期。尽管技术路线尚不清晰，该会已在1925年发布的《顺直河道治本计划报告书》中正式提出：“于官厅地方建拦水坝一座”，([24]， p.76)并预估拦水坝高25米，工程造价为2，500， 000元。官厅拦洪水坝工程方案正式进入治河工程计划。

　　三、官厅水库工程计划的发展国民革命军占领华北后，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隶属南京国民政府。该会聘李仪祉任主席，由留学归国人才与专业优秀人才组成，旨在“谋各河之根本治功”。[27] 华北水利委员会的成立，对推动海河水利规划和水利工程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后，日伪统治华北时期虽也对永定河做了一些测量规划，但大体继承了华北水利委员会的工作方向;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华北水利建设也以沿袭、恢复华北水利委员会的规划为主。

　　1. 华北水利委员会对官厅水库方案的继承与具体化

　　《顺直河道治本计划报告书》中有关改良永定河的计划，除建设官厅拦洪坝外，还有改造减河、限制下游河宽、规划南、北两条入海路线方案等内容。自1925年报告书公布后，“对该计划之批评与研究，则颇不乏人”、“惟对于官厅水库，则大都认为适当焉”，[28] 至多不过指责总工程师“不能亲身一往查勘”[29] 而已。究其原因，至少有两方面：

　　其 一， 控 制 浊 流 下 泄 量 的 需 要。1926 年 至 1927年，海河河心淤塞，不能行船，货物积压，商业停滞。“现海河下游河，据测量所得，自民国十三年以来，已高起二十英尺”;“惟永定河水势最涨、挟淤亦最多”。[30] 华北水利委员会成立后，重申“海水淤积之主源，厥在永定河。近两年来，海河之突遭淤高，亦由于斯。”[31] “于是向之因水灾而注意永定河者，复因其淤沙而加以更深切之认识。”([28]，p.15)要解决泥沙问题，除放淤外，疏浚与拦蓄是主要思路。疏浚海河是海河工程局的主要工作，因之耗资不菲，代表洋商利益，又局限于港口航运，一向备受诟病。1927年海河淤塞后，“疏濬亦已着手实行，不过对于永定河之浊流，仍须设法疏濬，否则难免劳而无功”;[32] 而 “据测验所得，民国十六年永定河在双营之挟泥量，其重量百分比大至百分之十至十五，为前顺直水利委员会十年来测验记载中所未有。其故安在，难以断定，或因该期间河水大都来自上游松土所致也。”[31] “如果上流不带下泥沙，海河实为一至好之水路。”[33] 此情况下，拦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根治泥沙在于水土保持，但水库亦受重视：“即永定之挟泥，亦将因洪水之拦阻，而减少下注之量矣。”[31] 另外，1929年永定河涨水，官厅至三家店间流量增长明显，中游山峡“坡势峻陡，又无回旋容蓄之地”，([28]，p.17)也应拦蓄。这使水库的重要性再难否认。

　　其二，崇实黜虚、观念变化的结果。西风东渐以来，人们渐知：治河须测量地形水文、首尾兼顾、了解河情。水利工程的专业性已凸显，加固堤埝之类的手段被视为“治标之计”，而“治本之计，如何规划，责在管理治水诸公。”[34] 传统治河方案因其门槛较低、教训较多，更易遭攻击。例如，顺直河道治本计划中，入海水道规划最受诘责，时人认为其南、北两条路线均需利用低洼沙涨地蓄洪，“仍不出贾议治河之策，而于治导要义，丝毫未有也”;[29] “因袭旧日永定河沙涨地办法…… 其效非无有也，然此种办法，不合治理性质。”[35] 况且，河流改道涉及下游土地规划，极易产生分歧，即使是李仪祉所提出的新开河道方案，也遭到批评质疑，恰因“改道之设计，无数十年之雨量、流量统计，以为根据，终觉似有缺陷。”[36] 而水库筑坝虽需克服一系列技术难题，顾虑却相对较小，投资与回馈又显得更具可控性和可观测性： “令缓急调匀，全量控制，宜其有百利而鲜一弊矣。” ([18]，p.332)另外，工业经济也需要水利配合。 1921年，商人余幼庚等拟创设永定水电公司，曾将目光投向永定河中游山谷，[37] 虽然并未直接拟定建坝方案，但这一客观需要，使水库方案在理念传播方面更具优势：“欲求水电事业之尽量开发，势非建筑水库不为功。”[38] 华北水利委员会调查水库选址时，即提出“须注意开发水力”、“应调查当地各项实业情形。”[39] 为解决顺直水利委员会对官厅筑坝研究不足的问题，华北水利委员会派员赴上游考察永定河挟带泥沙的原因、研究减轻泥沙下泄的办法等。此后，又渐次补充水文地形数据、进行坝基勘探、潮流测验，同时着手编制《永定河治本计划》。 1931年底，该计划初稿完成，1932年9月完成修正，次年正式发布。由于水工建筑技术进步与混凝土筑坝经验的积累，①国内自主建设水坝水库工程的可行性已初步具备。《永定河治本计划》中，官厅水库被列为首期工程。

　　2. 官厅水库论证深入及水库工程理念的强化

　　进入20世纪，模型试验法迅速成为水利工程可行性检测的重要手段。华北水利委员会立会之初即提出“为解决各项水工建筑之如何方克极度适宜，有筹设水工试验所之必要。”[40] 设计官厅拦洪坝时，坝后消力问题尚无清晰对策。1931年，华北水利委员会拟采用德国卡尔斯鲁厄工科大学水 工 试 验 室(Flussbau Laboratorium in Karlsruhe)新发明的齿形消力槛方法，但申明“为慎重计，将来仍需经水工试验所试验，方可决定其位置及保护方法。”[41] 至于备受争议的水库淤积问题，“舍模型试验外，实无从得其仿佛。”[42] 1935年，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成立，官厅拦洪坝消力试验得以进行，确认弧形斜墙消力设备为最佳。同时，由华北水利委员会与黄河水利委员会联合委托水工试验所实施的水库沉淀试验也渐次开展。

　　1934年冬，国联派遣水利专家沃摩度(Angelo Omodeo)来华，勘查了怀来官厅坝址，[43] 称“初步计划能有如此之完善，甚属难得”，[44] 也赞同重力坝方案。由于该水库“即在欧洲各水库中，亦属甚大”，([44]，pp.111-113)沃氏提出坝顶不要滚水，坝底不留涵洞等建议，并认为，以防洪、减少下游泥沙为目标的水库“在世界上尚少先例，虽间有之，其计划亦终归于舍弃”，([44]，p.110)而“泥沙沉淀数量计算极感困难”、“会中所用测验含沙量之仪器极为简单，故对于所测数字不能信其准确”，([44]，p.114)稳妥起见，建议适当降低坝高，或将坝址下移，因“官厅至下游十公里一段山峡之坡度颇陡，流速极大，可借以冲刷山峡山坡之泥沙……大洪水时，对于水库之淤积情形，亦可减轻”，([44]，p.115)并估计水库寿命可由此增至60年到100年。为再次确定坝址与坝基情况，1936年，华北水利委员会对官厅坝基进行进一步钻探，并于1937年初开始实施工程运料道路的测量和修筑，准备正式兴工，惜因平津沦陷而中止。

　　官厅水库研究论证的过程，也是中国水利学界对水坝水库工程的认识加深、工程理念强化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初，“蓄水池之用以专阻洪水者甚罕”，([19]，p.3)中国学者尚认为“以水库节水，各国水事用之甚多，然用于黄河，则未见其当，以其挟沙太多，水库之容量减缩太速也。”[45] 随着号称“小黄河”的永定河采用官厅水库作为防洪方案的想法渐期可行，加之世界筑坝潮流的影响，到30年代，筑坝蓄水已被治河者视为治河防洪的主流方略，“如是则下游洪水必大减，而施治易为力，非独弥患，利且无穷。”一时间，潮白河、滹沱河、漳河、黄河等流域，水坝水库论证纷纷开展，“以其最经济，最有效，兼能减轻下游之河患，与上游之水患。”[46] 有的河流(如大清河)系因 “无合宜之处，可施此项工程，故不得已而求其次，采用畅流之一途。”[47] 其时，国内西文报刊已数度登载国外水库溃坝消息，相较而言，华文报刊相关报道却很少。民国后期，官厅水库已成为新式水利工程的代表，国人对其充满了向往与期待： “假定能够成功，这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坝了。比起扬子江三峡大坝或美国博尔多坝当然不算什么，但我们的筑坝经验却是由此开端的。”[48]

　　四、结　　论

　　中国传统水利工程是以农业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为其经济基础和服务对象的，其技术设备与工程理念也受限于这一经济基础。进入近代，一方面，传统农业经济仍作为国民经济基础而广泛存在，社会动荡、水环境恶化使防洪治河的需求比从前更为迫切，水利工程的首要目标并没有变;另一方面，工业经济因素增长，西方水利科学技术传入，使传统河工的一些构想得以发展、具体化——这一过程需要工业经济支撑下的技术和规划模式介入，遂引发观念层面的变化。官厅筑坝拦河方案的概念设计，最初源于晚清政府转换治河思路的尝试;而实现这一尝试的实际需要，又推动了一系列技术尤其是近代坝工技术的引介。赖之以集成工程整体的其他要素如水文测量、水力发电等技术的传播，则为工程规划提供了新的依据，并与技术瓶颈(混凝土筑坝技术、水坝消力技术、水库淤积管理技术)的突破一同强化着新的工程理念——它以径流调控及流域治理为宗旨，以地形水文测量为规划依据，顶层设计较侧重于工业经济需要，与传统水利工程理念已大不同。官厅水库早期规划的产生，既是工业经济因素增长和西方科学技术传入的结果，也促进着这一过程的进行。

　　“蓄洪之法，从前未有议及之者。即在欧美，亦近数十年始盛行。”[46] 现代水利工程造物活动，突出体现为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通过技术力量、工程专业知识与政治—经济筹算的结合，大型水坝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河流系统的关系，堪称一场革命。[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厅水库因其构想最早、方案相对成熟，成为率先实施的大型水库工程，迅速形成示范效应，开启了中国的筑坝高潮。20世纪，中国建筑了逾22，000座大型水坝，几占全球半数，成为世界上建坝最多的国家。[50] 发达国家的筑坝高潮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中国工业化尚未全面开启，就因防洪治河的迫切需要而主动更新工程理念、迎接这一革命，其历史特殊性值得继续探究。在“高坝大库何时了” 的争论中，国情因素或应进一步引起重视。

　　[参 考 文 献]

　　[1]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 工程哲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170.

　　[2]王涌泉. 治河方略演变的若干历史问题[A],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 黄河水利史论丛[C],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86.

　　[3]陈琮著、蒋超.(乾隆)永定河志[A], 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 中国水利史典(海河卷一)[C],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4, 425.

　　[4]吴邦庆. 畿辅河道水利丛书[M]. 许道龄校,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64,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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